编者按：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人民网强国论坛特采访了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少将，通过追忆与总理生前的点滴故事，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重温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周总理言传身教拒收礼品
强国论坛：您在周总理身边呆了很长时间，总理平常对身边人要求最高的事情是什么？
高振普：外出不能接受礼品和买土特产，不光总理不接受，工作人员也不能接受对方的送礼，在这方面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后来各地都了解了总理的习惯和规定，也就没有人敢送东西了。
有一年，一个同志出差到云南，当地让这个同志带了一箱芒果回来。送来以后，我们跟邓大姐报告，邓大姐问总理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邓大姐便叫我们把那个同志请回来，说总理不接受这个礼品，但因为是水果，退回去就烂了，浪费。然后交给我们一百块钱，让把钱给当地寄回去。当年一百块钱的水果可以买好多箱，我记得一箱水果也就十六块钱。我问为什么要寄一百块钱呢？她说是为了让地方上重视这个事，用这个办法教育送礼的干部。所以，我们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总理夫妇的这种身行言教，对我们来说是潜移默化，也是根深蒂固的。
周恩来游颐和园
总理总是严于律己，时刻不降低自我约束。比如他在北京看戏，一定要买票，逛公园自己也要买票，到北京饭店刮个胡子也要交钱，甚至他坐的汽车，都规定了是因私还是因公，因私要自己交车费，他都让司机记下公里数，过后来付款。
总理平时也很艰苦朴素。出国时一般会有出国费用，但总理不让拿，吃饭和买东西钱都自己出，不让公家花钱。另外，出国还有点外汇待遇，当时十块钱人民币大概能换三块多美金，总理也是严格按照每月每人能兑换的额度和规定来执行。像这种生活方面的细节很多很多。
周恩来总理卫士高振普与周总理蜡像合影
强国论坛：总理在生活中是一个随和的人吗？
高振普：当然。在日常接触中，周总理是一位很善良的老人。总理和邓大姐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呵护，在生活上爱护我们，但在学习工作上绝对是严格要求。我们跟总理和邓大姐在一起朝夕相处，长期下来，大家都像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我在调到总理身边工作之前，其实还蛮紧张的，觉得总理要求很严格。我平时比较爱说话，后来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如果你犯错了，总理还是会严格批评的。
1965年总理办公室改成值班室后，就减少了秘书人数，有一位负责俄文翻译的秘书就到驻苏联大使馆当中国参赞去了。他回国时从苏联买了盒巧克力，因为觉得大家都是家里人就送给了总理。结果后来不但被退了回去总理还批评了他，规定不允许送礼就谁都不行。这个习惯不光总理在的时候保持，总理去世后邓大姐仍然坚持着。
在西花厅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生活得很愉快，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同事之间到现在都很怀念周总理。每到纪念日，都很自然的到周恩来纪念馆、纪念室去聚一聚。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总理夫妇相濡以沫、志同道合
强国论坛：您的作品《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真情涌动、温情脉脉。您在书中有提到邓大姐写给总理 “情书”的这段故事。在您眼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是怎样的？
高振普：两位老人在天津一直搞爱国运动，直到1925年结婚，婚后也一直为了革命没要孩子。他们关心孩子，喜欢孩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多革命先辈的后代都受到过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但他们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自己的小家庭。
他们两人相互关心、爱护着对方。比如总理感冒了，邓大姐想去看他，总理说不要过来，不然会把感冒传染给你。邓大姐生病了也是如此，总理要到她屋去，邓大姐说不要进来，生病影响了工作怎么办。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切事情都是以革命工作为第一考量的。另外，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在长春有一个远房侄子，但很少来往，邓大姐就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照顾总理亲属上，包括总理亲属家里的矛盾、困难，什么事情都是她亲自处理和关照，处理完后跟总理讲，让总理也知道，这样能让总理一心一意的工作，少一些分担。
总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两个人书信来往、情感表露也不少。应该说，两个人自始至终都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很志同道合，他们俨然是模范夫妻的表率。
参加日内瓦会议时的周总理，气宇轩昂，风度翩翩
注重生活细节 不穿打褶衣服
强国论坛：您觉得周总理的风采最能体现在什么方面？
高振普：总理很注意国家形象，比较注意生活上的细节。他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自然要表现出应有的风度和气度。我们作为警卫卫士，也为周总理做一些服务性工作，他的衣服从来不会看到有打褶的地方，总理是不会穿带褶的衣服出去的，都是笔挺的。时间久了，我们卫士每天起来，首先就看总理衣服平不平整。不仅是外宾场合，就是一些大的活动，我们也要把总理装扮得很帅，他自己也很注意这些细节，着装一定要整齐有型。我们西花厅的人，夏天天气再热也穿长裤子，很少穿短裤到总理办公室，这是没有的。
英姿飒爽的周总理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强国论坛：您在周恩来身边经过十五个春秋，日日夜夜照料着总理的生活；伴随总理夫妇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亲手撒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骨灰，可见您跟总理夫妇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能否回忆一下最后跟总理告别时的心情？
高振普：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没以为总理的病会治不好，因为膀胱癌虽然是多发性，却是可以治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总理的工作太忙，最后没有医治成功。总理一共住院587天，在这期间他会见外宾65次，找人谈话200多次，开会40多次，为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事情，总理实际上在医院是八小时工作制，也就手术前后没有工作，虽然比在住院之前的工作量有所减少，但量也相当大，不能全神贯注的治疗，所以总理的病情越治越重。当时协和医院也有三位情况相同的病人，医生和用药都和总理是一样的，那三位患者最后都治愈了。
再有就是跟心情也有关系。当时四人帮不断干扰总理的工作，对总理的伤害和心情影响也很大。
虽然看着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对于总理去世我还是感到非常突然，虽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但就是觉得不能接受。我们陪总理在医院，几个月都很少回家，平时也住在医院里，一直陪伴着他。看到总理没有抢救过来，心情实在压抑得太厉害，总觉得释放不出对总理的留恋之情。当中央领导们来和总理告别完后，我一下子就扑到总理的病床边放声大哭。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去世后，我们根本吃不下饭，从1月8日去世到15日追悼会结束，我大概瘦了10公斤。后来给总理撒骨灰时，很难用语言表达，心情太复杂了，特别是撒到最后一包骨灰的时候，总想着以往跟总理在一起的一幕幕情景，久久难以平复。我对总理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
我退休已经17年，一直致力于宣传老一代革命家思想作风和优良传统的事情。人们对总理的爱一直都在，即使是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也依然对周总理及老一辈革命家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