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2008年，钟啸伟被疾控中心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医院复查时发现7年前被误诊了。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胡杰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体检时，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七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待开庭的日子，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热气蒸腾，他有些不适应，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过来拼桌，他赶忙挪动椅子，退到桌子另一头，半个身子悬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指尖还没碰到筷子，又想缩回来，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虚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让人自己拿。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低人一等，“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嫌弃”。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总共48个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记者。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他不会用微信语音，便慢慢打字回复，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
太多媒体找来，电话一天到晚地响，他听说有个功能叫“屏蔽”，专门打电话问人，“啷个叫屏蔽，我不会弄”。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
钟啸伟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2008年，钟啸伟收到的检测报告单上写着：HIV-1抗体阳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钟啸伟的母亲83岁了，前段时间母亲腿受伤了，他每天为母亲做饭。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六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
那次，母亲哭了，他也哭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多活几年，可以帮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感染证明，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们，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
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开具的检测结果显示，钟啸伟HIV抗体阴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区疾控中心咨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不信，“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按照华西医院的抽血位置，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采血成功了，结果显示，HIV抗体仍为阴性。
至此，钟啸伟彻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把自己的血搞错了，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张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曾接受过澎湃新闻的采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
至于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了送检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开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医疗界人士建议，疾控中心有必要对钟啸伟2008年送检的血样做一份DNA鉴定，事情会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样到底是谁的，以及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感觉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样和别人的血样搞错了，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检测结果，以为自己没有患艾滋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还传染了很多人”。
钟啸伟五兄妹和堂姐的合影，左下为钟啸伟。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讨个说法”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啸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过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不属于医疗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师私下和他说，“你让我给你代理这件事，不过你要给我付费，先拿出一万块钱来，我帮你打官司”。
他没有钱，唯一能帮衬他的母亲也拿不出一万块钱。一次，母亲在四川电视台看到有求助热线，记下来，让他打电话试试。
今年2月，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播放了钟啸伟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来找他，却也没了下文。
王素珍觉得，钟啸伟现在的模样，像极了小时候，“我下班回来，看他佝着脖子，把头埋进衣领里，缩在那里，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负了”。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啸伟，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的“说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律师表示，这个案件证据过硬，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开庭时间尚未确定。
王素珍岁数大了，很难下楼走动，听到这个消息，逢人就说，“我幺儿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没有艾滋病”。
她曾经问过儿子，案子判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钟啸伟低着头，“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结婚吗”，“不结了”。
王素珍心里都盘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赔偿，把医保和社保补上，然后开个饭馆”，她顿了顿，“和他两个哥哥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