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如何避免城镇化变成新一轮“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过去粗放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必须终结，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郑永年说。
一、城镇化应关注“人”而不是“地”——紧紧围绕GDP去做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变成一场“灾难”。《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什么城镇化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郑永年：中国要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建设内需社会，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内需社会主要是一种“urban phenomenon(城市现象)”，没有城市化，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的扩张，从GDP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化。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是从”的城镇化，会造成哪些问题？郑永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为人的城市化服务的工具。消费社会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而GDP根本不用去谈，城市化肯定会带来GDP。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现在，地方政府关注土地，银行关注土地，开发商关注土地，有人去关心“人”吗？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弊端。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造成多少浪费有目共睹。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市化如果没有很好的统筹规划，会变成“disaster（灾难）”。 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城乡二元的分割，至今还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身份没有转化，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城市化产生了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光是关注这几亿人口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郑永年：土地改革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是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中国同样规模的城市，有四级政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只有区一级政府，下面设置派驻机构。同时，还要考虑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种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而中国有些城市，很自豪地说我有几千年历史了，可是谁也看不到几千年历史的痕迹。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城市化是政府规定的城市化，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有些官僚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地现代化，不照顾传统，不仅没有创造城市文明，反而在消灭城市文明。在成功的城市化经验中，城市化的主体是市民，是民营部门。在城市建设中，总体规划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而我们现在有些城市是小城市、大政府，社会能量很弱。当然，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西方的城市，是指人居住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以前叫城池，是衙门，是官员居住的地方。现在这方面的痕迹还有。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有城没市”，没有人气，甚至是空城。“城”可以造，大楼可以造，但“市”造不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没有以人为本，“人”字写得太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