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所作出的重大结论。这一判断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只有以这一重大结论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时代性质，科学判定世界方位，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对内对外路线和方略。

　　一、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考察了人类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从而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明确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因而，资产阶级时代终究会终结，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时代终究会到来。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最终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进而找到了实现社会变革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对大的历史时代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的科学判定与揭示，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基石之上的，因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在得出“两个必然”结论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决不能用其中一个来否定另一个。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哲学上讲就是“二元论”和“一点论”，而不是“一元论”和“两点论”。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也决不是完全等同的平行并列关系；如果作此认识，就会为种种“左”、右倾错误认识，甚至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两个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我们正确理想信念的总源泉，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的根本所在。“两个决不会”是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的总描述，是我们在实现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在制定、实施和实现最低纲领和具体战略策略时，所要考察的客观条件的现实依据。

　　正因如此，我们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论，决不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必然充满荆棘和曲折，决不可能在敲锣打鼓中就能实现。

　　二、当今世界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大的历史时代，又包括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

　　列宁坚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因而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具有文明的、进步的因素。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时代。

　　早在1914年，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在1915年底和1916年，列宁又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403页）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页）“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列宁深入分析了金融资本的本质，阐明了为什么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强调，“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这就是“半殖民地”。1917年4月，列宁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1920年7月，列宁又强调，“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648、576、578-579、581、578、579、582页）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读一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字数不多的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其理论、历史与形式逻辑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在人类文明史和重重迷雾之中是一座闪烁着巨大真理光芒、照耀人们不断顽强前行的理论灯塔。

　　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但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逐渐步入了垄断、寄生、腐朽和垂死的历史阶段。我们虽然无法断言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个时代能够延续多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时代决不是以几十年甚至百多年为单位，而至少是以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单位。人们对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诘难，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短了，是以百年甚至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从而得出了列宁的论断已经过时的结论来。其实，这不是列宁所做判断的过错，而是我们理解上的偏狭和过错。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不仅是长期的，其进程也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列宁曾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列宁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革命在发展中既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也会有“‘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同上书，第78页）

　　我们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1937年，毛泽东还指出：“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上书，第314页）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同上书，第482页）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曾协助毛泽东主持撰写《九评》。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2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016年6月25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共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这一趋势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一论断，不仅间接肯定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而且充分肯定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

　　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它都存在于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时亟待弄清的一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有着无比光明的前途

　　目前这场仍深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十多年。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包括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摩根大通公司预言“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将于2020年爆发”。（彭博新闻社网站2018年9月13日）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就根本没有结束过，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衰落阶段，短期的一些所谓“好看”的经济指标并不代表已经走出危机。从根本上说，若要爆发更大的危机也仅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时代现状与趋势的认识，都是基于科技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单个技术可以形成单个资本。但其中的交通工具可以把一个个单个资本吞并，最终形成垄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等等，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列宁更加重视建筑铁路的作用。1920年7月，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建筑铁路“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发展，将极大地提高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极大地加遽着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68页）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从总体和本质上说，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致富，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绝不可能是共富。资本愈是富有，广大劳动群众则必然愈是贫穷。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总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短暂的经济危机的非常态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走向觉醒和振兴。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得了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不仅使现有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反而会带来而且也必然带来新的更大更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新的问题的凸显，进一步加重了原有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