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九年时,大都是我生命的重要的年份,不少是我的人生转折时刻。
现简述之。
一.1939年
我的家乡是冀中区容城县李家庄村。这年,我记事,第一次看到住到我村的八路军回民支队,妈妈抱着我,认出了八路军写的字。从此,我家乡成了抗日根据地。其它记忆不清。
二. 1949年
1949年2月,我在冀中第一中学读书,这是老解放区的一所中学。这个月中共党支部公开,我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诗,是我的作文,也是献给第一中学党支部的诗。据说,这是中国第一首将共产党比做妈妈的诗。此诗发在安国中学校刊上。后被河北省教育杂志转发。
10月1日,我在保定参加了大会,听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声音,晚上参加火把游行。
三、1959年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这年暑假,我回到划归徐水的容城人民公社的家乡,听到农民的意见,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情况的信。回到北大,正值反右倾学习,我的言论成了我班批判的重点,我不服气,但当时没有给什么帽子也就以为过去了。谁知到1960年北大毕业鉴定上却写了“任彦芳对三面红旗有不少错误看法”我仍不服,写了我的真实情况在鉴定上。
四、1969年
我在长影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被军宣队主持打成“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团头头”而遭受批判斗争。后工宣队进驻长影,对我的问题重新调查,1969年新调查结论出来,推翻了原来的案情,得到纠正。公布调查结果后,长影群众推选我为参加长影整建党领导小组的群众代表,从阶下囚成座上客,不久调我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又不久,开始批清,清查五一六,我再次成为五一六嫌犯,重新批斗。后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五、1979年
1979年3月,吉林省第四专案组,为我平反,将我写的六十万字的交代退还本人,到此,后文革在我这里结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从这年,我离开生活十八年的长春,回到我的故乡河北。
六、1989年
1989年1月1日,我正式从河北艺术研究所调到北京中国评剧院。这又是我的人生转折年。
6月,我在北京见到我当年的老领导,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开国将军刘秉彦伯伯,他对我说:四十年前,我是华北部队进北京城的。我亲眼到北平人民是怎样欢迎我们进城的,没有想到四十年后,北京人民却阻挡我们的军队进城了。是我们和人民站在对立面去了呀。这六月,是中国的一块心病,非治好此病,中国不能振兴。
我牢记住老革命家的话,也记住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高扬伯伯对我的谈话。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谈话全部公诸于世。
七、1999年
1997年从中国评剧院离休后,全力为百姓维权。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写民心,吐怨气,反腐败,唤法治”的《民怨》,第一次印九万册后,即发现盗版本多种。这是我的一部“写真人,记真实,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的五真作品。书出版后,家乡县委发红头文件,禁此书。一官员因写了她找小姐事,而上告我侵犯他的名誉权,但后来,因当事人知情者支持我,他闻讯撤诉。
八、2009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在这一年出版了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此书稿上报中共党史研究室审查,评语是:
作者通过个人在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考察,通过对当年许多当事人访问,比较全面地记叙了对焦裕禄事迹宣传、报导的变迁,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对兰考的破坏,对当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摧残。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张钦礼借宣传焦裕禄事迹进行投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同时,作者比较细腻地记叙了自己在几十年中与兰考干部群众的广泛联系与深厚感情。书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