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火的民生话题之一，是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全年不遗余力推动、甚至是联手银行营业点强制推行的交通改革---高速收费站ETC安装。当时文件称：“涉及收费方式的变化，但不会增加总体负担”。
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全国高速公路客车流量达到77亿辆次，货车23.4亿辆次，167亿吨货物经由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人们当时曾有误解，认为是要全面取消收费站及交通收费，以打通物流瓶颈，让中国物流和“中国制造”成本降低，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后来发现只是为了简化通过手续，部份提高通行效率。所以，绝没能天上掉下来的“免费的馅饼”。
“修修补补”也就罢了，问题是，当2020新年伊始，人们却又发现事情不仅远非想像的那般美好：高速公路的通行率并未因ETC改革而有显著改善，而且反倒是过路费像一个打了鸡血和兴奋剂，一路打着滚、撒着泼不断膨胀的怪胎一般，等到了收费出口，俨然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魔兽，手持铁枪一般的过路横杆拦在车前，收费屏“绿目圆睁”，等着车主们留下“买路钱”！
面对出乎意料的“变局”，车主们有些措手不急，从开始时个体的疑惑不解，后来发展成彻底愤怒，乃至近来的全民声讨浪潮！不得不承认，这要得益于网络时代的利好，使“巴别塔”式的分治未能奏效。新科技面前，成也萧何，改也萧何！
虽然有关部门赶紧出面解释，声称是因为：
一、“系统不完善”---那为什么机器却“善解人意，懂得多收”，而不是少收或免费放行？
二、“计算方法改变”---不论是以前“按行驶直线”，还是现在“按曲线”，还是“按车轴”，为什么会比改前只高不低，只多不少？
三、有没有“地主老财周扒皮玩半夜鸡叫，算计长工”的意思？
四、对多收、错收部份如何退赔，如何弥补车主损失？对“失误”人员如何处置？车主有无法律诉讼的权利和空间？
五、北京近郊降费，因样本太小，不足为论。
几轮置疑和辩解下来，人们终于认清了这轮“ETC改”，无非就是“套路改”！
大家都知道，从人工收费到电子收费，随着效率的提升，会因此解聘大量的收费人员。如何安置，在垄断行业中一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国家和社会似乎与他们签有一纸契约，如果不给他们找一个满意的出路，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欠了他们什么一般，有些说不过去。加之，不少人别无所能，无法适应新的人生和职业，就是认定了“死活都是组织的人”。
这种从众型的利益团体仍大量存在，并用各种借口和方法阻碍任何有先进意义的改G。
“ETC事件”是当下一次”乌龙改”，或者说“阳谋”更合适。因为涉及大量的生产行业和中产群体而广受关注。其实想说的还有，”交改”并不限于高速收费，外地牌进京限行也已经在2020新年第一天开始落地执行了。至于地方法规的合法性、对上位法的消噬性和综合影响，因为讨论受到压而无声无息。
全世界一大半（有说是70%）收费公路在中国。有网友贴这样显示：“陶君：我上周开车去洛杉矶、凤凰城、Page、Zion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死亡谷，再回旧金山，总里程超过三千公里，没缴一分钱公路费，也没缴过桥费，经历了四个州，美国的州相当于国家”---美国经济发达，从中可以有所借鉴。
频频出现“乌龙改”，说明难度之大。之前的个税改，要旨也是“惠民”，但几经变脸，算法越来越复杂，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算不清，甚至税务专业人员也要经过强化培训才能上岗。
“2018年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到5000元”，却始终不愿提高到8000-10000元的当时标准的中等收入以上等级，而笃定地坚持中产以下低收入的“大众税”定位。这说明个税改来改去，并没有对中下群体有实质性的让渡和“惠民”，而是一定要保证税基的基本盘稳定。
十年来，经济不景气，给企业、特别是民企减负，已是大势所趋和势在必行的急迫政务，为此也推出了“营改增”。从结果看，虽然有关部门言之凿凿“为企业减负，少收了++亿”，但仍有大量权威观点认定“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达50%以上，居世界前列！”
不同于交改“涉及收费方式的变化，但不会增加总体负担”的持平说，税改可是承诺要实实在在地惠民的。暂不论是非，现在两种不同观点争执不下也只是表象，倒是一线企业冷暖自知，早就选择用脚投票，或改、或倒、或迁、或移，其势既成，汹涌难挡。
以上三例只想说明：改G很需要诚意和信用！“以进为退”，不改也罢。
一般认为，大多数的改G本应坚持利国、利民、利发展的方向、目的和原则，同时在手段和方法上也要与此匹配，如简化流程，保证可操作性，尤其是多数与民众、民生相关的改G，更要让人看得明白，才容易理解、普及和推行。
事实却是，一些改G方案不惜玩弄文字游戏，内容如天书一般，用意也很明确：霸占“独家解释权”和话语权，让改G扭曲变形。
“出发点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就变坏了”---“一部好经被念歪”的现象，其实多年来从来没有消失，而是与整个改G过程相生相伴。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为什么”好经”总容易变坏？这么容易念歪的“好经”，还是’好经”吗？
此前有“人民代表”提及“建立道德档案”的议案，受其启发，认为不妨将此创意用于“写经”定策层面，比如将此次ETC“乌龙改”作为反面案例，列入黑名单，岂不可以惩前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