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中有 一点尚令人疑惑———这个停职拘留校长的命令，到底是下面的官员拍马屁的“杰作”呢？还是县长亲自下的令？县长说，他是事后才知道的。县教育局局长也说，“处理决定”是局里做出的，与县上领导无关。但县公安局局长却又说，事发的当天上午，县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讲了事情经过，公安机关随后即对此事立案查处。县长为这样一丁点儿大的事———双方既没有发生言语冲突，也没有身体冲突，仅仅不过是心急的校长把关上的车门又拉开了———有必要亲口交代县公安局局长办理么？而如果没有县长的交代，可能会有如此令人惊奇的“高效率”么？居然上午发生的事，上午就撤了职，拘了人；而这位急于公务的校长，罪名却是“妨害公务”！

    不过，无论这个令是否是县长下的，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像这样一个县里，县长威严是何等的不容冒犯。

    政治学有所谓政府“苏丹化”的概念，按照学者的归纳，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地方执政官员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自家的分封地，形同私产；其二，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地方执政官员肆意行事，个人意志就是法律；第三，地方执政官员与其所任用的官员之间，形成了某种私人效忠的关系，最后形成地方统治网。对于“苏丹”的熏天权势，国人可能并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我倒是愿意将之进行中国化与通俗化的解读，即一个现代的职业公务员“县长”，摇身一变，可能成了古代的职官“县太爷”。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许多青天，海青天、施青天、于青天等等。这些“青天”们有一个大体上的共同点，即他们的“青天”声誉最初总是建立在县令任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制度上的原因。在古代的职官体制内，“县令”官虽小，实际权力却极大。地方上的行政权、执法权、立法权都集于其一人，且自由裁量权大得惊人。倒是进了省府或京城做官后，方方面面的掣肘反就多了。一个县太爷如果清廉能干，那个县的儿童就可以拍手唱歌：“某某县里有青天……”反之，那个县的老百姓看到的就只能是阴天，甚或黑天了。

    令人难堪的是，现在在国内少数地方，这种“县太爷”式的社会管理恶习还残存了下来。在类似事件中，无论下令者是否县长，公众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只要愿意，县长、书记就可以任意地任免一位下级，甚至可以任意地投他入大狱。这种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衡的现状，似乎让“县长”更像是一位“县太爷”。

    虽然网上将县长免职的呼声很高，但我并不抱太乐观的态度。这些年比这恶劣的行为并不少见，免职的又能有几人？我倒是想建议那些想做“县太爷”的领导，今后出门时，准备两班“衙役”，高举“肃静”、“回避”两块牌子，鸣锣开道。以免再有愣头青的草民和下级小官吏，冲撞了官威。如此，既免了草民和下级的牢狱风险，也免了县太爷受舆论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