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08月08日 00时31分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安徽省合肥市。这座城市，这个夏天，高温、湿闷是“主旋律”。

 

　　这些日子，合肥市民杨蓉不停地穿行于公安机关、证券监管机构，“可我还是没弄明白，证券公司员工如何能轻而易举地盗取我的股票？”面对至今仍保存在自己手中的股票交易卡、银行卡等一系列证件，杨蓉很是困惑。

 

　　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回函杨蓉，称已受理她对证券公司的举报。

 

　　8月７日，杨蓉致电记者称，安徽省公安厅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六安市调查此案。

 

　　价值400万元股票不翼而飞

 

　　７月３０日，记者面前的杨蓉一脸疲惫。她介绍，从１９９３年起，自己就开始炒股，是安徽省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安证券”）六安营业部的客户，在该营业部买了数万股股票，总投资额９０多万元。“后来因工作和发展需要，我来到合肥。由于工作忙就很少回六安市，再加上股市后来一直处于‘熊市’，我就一直没有刷卡查看股市账户上的情况。”她的账户实际成了“睡眠账户”。

 

　　２００７年，股市行情暴涨。２月７日，杨蓉打电话给华安证券六安营业部大户室职员彭某，询问办理网上交易的有关事宜，称第二天要去六安市办理手续。“我１９９５年进入营业部四楼大户室炒股，与当时在大户室担任报单员的彭某认识。”当天晚上，杨蓉突然接到彭某的电话，称其在合肥，有事要与杨蓉商量。

 

　　晚上，在彭某居住的宾馆房间里，杨蓉听到了一个让她几乎崩溃的消息。“彭某告诉我，‘股票我帮你换了一些，并动用了一部分资金，资金过段时间还你……’听到这些话，我快晕了，她却还在要求私了。”在杨蓉要求下，彭某写了一份利用职务之便，盗用杨蓉股票密码、挪用资金等一系列作案经过。杨蓉随后向警方报案，合肥市金寨路派出所民警很快将杨蓉、彭某带回派出所调查。

 

　　此后，杨蓉查了一下交易记录，发现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２月间，彭某频繁地对她的股票进行买卖，交易次数达２００余次，交易额高达３０００多万元，“到案发，我原来的股票被出卖一空。”

 

　　“对于证券公司而言，‘睡眠账户’无法带来利润，只有股票买进卖出，证券公司及其职员才能按照相关比例提取一定比例佣金。”杨蓉说。

 

　　更让她感到蹊跷的是，即使彭某盗用了她的密码，但没有她的股票卡、银行卡、身份证等有关证件，彭某又通过什么手法把钱取出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我与华安证券、农业银行六安分行银行卡中心签订银证联网客户资金转账三方协议。根据此协议，股票资金必须通过银行才能取出来，就是我本人也无法从证券公司资金柜台将钱取出来。”杨蓉告诉记者，而自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６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间，仅凭彭某自己的身份证，彭某就直接从华安证券的资金柜台分１６次取走了杨蓉的资金共计５２．５万元。在杨蓉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彭某自述中，彭某称，她对资金柜台人员说是杨蓉亲戚，然后用密码、彭某身份证加彭某签名的方式把钱取出来的。

 

　　“到目前，我的股票市值已达４００万元，彭某的行为给我造成巨额损失。”杨蓉愤懑不已。

　　

　　杨蓉想不明白，这些证件至今在她手里，对方是怎么把钱取走的。

 

　　证券公司：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我们公司没有责任”，针对杨蓉股票被盗卖一案，７月３０日，华安证券办公室主任吴先生告诉记者，“她俩是多年的朋友，彭某是接受杨蓉委托买卖股票的，密码是由杨蓉告诉彭某的。”

 

　　如何证明是委托？如何证明密码是杨蓉告知彭某的呢？吴先生说，“我不需要证明。杨蓉主张权利，她应该举证不是口头委托以及密码不是她主动透露的。”吴先生还透露，双方是口头委托，没有委托协议。

 

　　吴先生同时告诉记者，彭某后来又写了一份声明，证明２月７日晚写的情况说明是受到了胁迫，买卖股票行为是接受了杨蓉的委托。记者注意到，彭某再次写的材料中透露，受到的胁迫是因为“杨蓉说不写就告她，只好按她的要求写了”，但对买卖杨蓉股票，提取账户资金一事未作否认。

 

　　吴先生强调，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客户股票没有可能性，即使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没有这种可能性。“杨蓉委托他人买卖股票，受到了损失，她为什么不找个人呢？因为人人都知道，证券公司是块肥肉，能咬一口就咬一口。”

 

　　吴先生介绍，彭某目前已经被公司停职，她违反了证券公司员工不得替客户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

 

　　“从系统技术上来说，不会出现被盗卖的情况，但如果客户密码保管不慎，就可能被盗卖，对此，证券公司是没有责任的。”７月３０日，华安证券六安营业部总经理江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称，杨蓉股票被盗，证券公司没有任何责任。但当记者记录时，江坤又改口否认没有任何责任的话。记者请求江坤不要既说“是”，又说“不是”，江坤表示，“应该说第一相信法律，第二如果法院判决认为责任在证券公司，钱再多我们也赔。”

 

　　单凭盗用的密码就能从资金柜台取到钱吗？对此，江坤称，资金柜台是农业银行在他们营业部设立的，至于彭某是怎样把钱取出来的，这应该是银行的事。但记者注意到，杨蓉资金流水明细表显示，资金被取现全部出现在证券公司账单上，而非银行账单。

 

　　江坤告诉记者，华安证券系安徽省国资委控股，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护国有资产同等重要。当记者补充强调，既要保护并平衡二者利益，也要以法律为准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时，江坤又表示赞同。

 

　　据悉，早在今年４月１８日，就股票被盗一案，杨蓉将华安证券起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杨蓉诉称，被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盗卖客户股票，窃取客户证券交易保证金，截至起诉之日，给杨蓉造成的股票市值损失已超过１９０万元，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

 

　　６月２８日，合肥市中院开庭审理该案，华安证券辩称，公司的工作人员彭某与原告杨蓉关系密切，其行为均为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公安机关：责任人不构成犯罪

 

　　６月２０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认为“彭某挪用资金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撤案让杨蓉感到很震惊。撤销案件后，六安市公安局要求杨蓉领回彭某退回的４９万元资金，被杨蓉拒绝。

 

　　据合肥市金寨路派出所民警透露，２月７日出警后，民警对当事双方进行了讯问，彭某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否认，详细讲出了自己如何盗买盗卖股票和盗取股票资金的过程。因属地管辖原因，２月８日，彭某被合肥警方移交给六安市公安机关。次日，彭某被六安警方取保候审。６月２０日撤案。

 

　　涉嫌数百万元的案件，六安市公安局为何作撤案处理？７月３０日，记者致电六安市公安局局长许刚。简单说明情况后，许局长称自己正在开会，让记者找该局办公室王主任，而王主任又让记者找该局政治处主任刘杰。刘杰介绍，彭某的案件确实已经撤了，撤案是经过领导同意的，之所以撤案就是因为彭某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至于具体细节因涉及个人隐私，不便透露；如果杨蓉不服，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有关部门申诉。如果要详细采访，必须征得省公安厅的同意。

 

　　７月３０日下午，记者来到安徽省公安厅新闻处要求采访该案。新闻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采访必须得到公安部的同意。记者再次致电许局长请求采访该案，许则称“不是已经安排办公室主任接待了吗？我马上询问一下怎么回事，然后和你联系”。但此后，记者再也没有接到六安市公安局的任何电话。

 

　　记者就杨蓉股票案向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了解。该局负责投诉的一工作人员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取消了在资金柜台提取现金的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持有买卖股票。作为证券部门，对股民的合法投资应予依法保护。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应该加强内控制度，保证客户资产安全。如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控制度，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这些规定明确了投资者的交易资金要由商业银行存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挪用客户的证券和资金。然而，这些法规在华安证券似乎成了“一纸空文”。

 

　　７月１０日，杨蓉就华安证券及其员工的违法行为向中国证监会投寄举报信。杨蓉认为华安证券严重违反《证券法》规定，内部管理极度混乱，恳请中国证监会依法查处华安证券的违法行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法学专家：证券公司应先行埋单

 

　　据悉，股民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取的案子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行全面指定交易之前，这类案子发生率更高。这类案件的发生，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股民自身疏忽大意造成身份证号码、股东代码、资金账号等从事股票交易必不可少的个人资料泄露，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二是证券营业部没有严格按规章制度审查“三证”（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股东资金账户），以保证交易的有秩序、安全进行，此时，证券营业部应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能仅以股民个人泄密为理由来推卸责任。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往往会以证券营业部对股民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证件审查不严，工作上有过失为由，判决营业部败诉，赔偿股民的经济损失。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受害人的股票资金在没有委托书和其有效证件的情况下被对方盗取，并造成股民巨大经济损失，很明显是刑事案件。刘俊海认为，在此类股票被盗案中，员工应承担全部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证券公司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先行向证券公司索赔，证券公司可以向其公司员工追偿。

 

　　８月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曲新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证券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客户股票，如果证券公司是国有企业，其员工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是非国有企业，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在本案中，华安证券是一家股份制国有控股企业，应定性为涉嫌挪用公款罪。但无论国有还是私有，证券公司都应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曲新久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员工行为系证券公司指使，证券公司在承担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刑法修正案（六）》已有规定。如果有证据表明，股民和证券公司员工委托关系存在，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资金，应该定性为侵占罪，如果不是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则涉嫌盗窃罪。

 

文中杨蓉为化名

 

 

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