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靠企业消费者自己组织运作，中国产生经济奇迹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人自己有动力去经商，去寻求利润、追求利润。刚才你们设计的融资是跟经营活动连带起来的融资，是非常有效率的融资方式。孙大午案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是搞粮食银行，把公司存到自己的屋里面来，把粮食存进来，过三个月，把利息给你一点，这个利息不是钱，多还给你一点粮食。因为经营活动要扩大，就有扩大资金的需求，所以这是自然的融资过程，充分体现了效率，而且风险是一种觉悟，只要经营活动好，就没有风险，金融活动差就出现了风险。另外风险本身有计算，我根据利率或者回报还是比较高，尤其在这个案件里面。

       我同意刚才胡星斗教授跟仲大军老师讲到的，要取缔98年朱镕基的那个办法，当时98年的办法推出来，等于把民间金融一棍子打倒在地，民间金融准正规进入市场被作为异端死打到底，剩下的就是国有的东西，或者是行政化的，像农村的合作社、信用社。实际上金融运作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反欺诈。反欺诈的基础是合同自由，我们买卖双方金融也是产品，买卖双方是自由契约。自由契约基础上，政府要做的是防范任何一方产生的欺诈行为，包括政府本身的欺诈行为。反欺诈反贪污最核心，反欺诈的基础就是合同自由，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关于非法集资，如果按照98年的条款和我们一些民法、刑法条款，肯定可以套上，向社会非特定公众吸收存款的名目很容易成立了。所以在民间融资当中，很自然的就形成了这种现象，他说你是犯罪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肯定容易触犯规定或者法律，所以这个法律规定本身有问题。以前讲孙大午案件的时候，我们早就说过，天条本身有罪，你拿有罪的天条衡量民间最有效率的融资行为，说这是非法的，既然你这么说，怎么办？律师界代表中国人的良心，而不是我们经济学者，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重。

  作者冯兴元：著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