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晓霞：我从法律的角度讲。如果不存在这个情况的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不能构成，除非我签协议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从这个话题引出来取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我们认为，非法集资有非法和集资两个行为，那么集资行为是不是正当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正当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集资，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两个人的集资，这个集资行为，我们讲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向不特定的公众集资的时候，就有一个公众的知情权，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定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他们对你不了解，他们受骗上当了，将来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就像刚才刘海波说的，你看我在股市上其实也是一个集资，他怎么就合法了？中石油股票从48块钱跌到15、16块钱，买他股票的人算不算受骗上当了？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人家是合法的，为什么？因为是政府容许的。今天政府不容许，海天公司的做法跟中石油有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从表现形式看没有任何区别的，只不过一个是政府同意的，一个是政府没同意，我自己就这么做了，我想刘海波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的狭窄，我上不了市，你不允许我上市，你没有让我有借钱的地方，550万家民营企业，只有不到100万能从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结构贷到钱，所以，我要活下去。从78年开始，我们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交易主体已经开始多元化，除了国有企业以外，还有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交易主体多元化之后，有了私营性质的企业，这个融资渠道也一定是需要多元化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要交易，但是没有钱的时候，我需要借钱，但是你如果没有给我借钱的渠道，我怎么参与交易？这就是一个问题，政府怕社会秩序紊乱、金融秩序紊乱，说国有企业把这个金融融资渠道垄断了，就是刚才赵国君说的，银行只能国有，不能私有，其他的人除非征得我的同意有一个股票市场，其他的渠道都不能吸收存款，如果你从其他的地方用你自己的方法吸收存款的话，就是非法。这个集资行为，本来是民事行为，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民事行为，我跟别人借钱，只要别人愿意借给我，他知道我去干什么，我没有骗他，这个主体符合法律的规定，只要标的合法，我是借钱，不是借毒品，也不贩卖毒品，也没有欺诈存在，这个民事行为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这样一个合法的民事行为，本来跟政府没关系，现在政府要管他，不允许这么做，你不听，对不起，我就认为你的行为非法，还在刑法上定了一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你不听，我就拿这个罪名给你定罪。

为什么要这么做，政府说我做这个很有理由，理由就是为了社会秩序、金融秩序的稳定，不说别的。但是他没有看到我刚才说的，市场主体、交易主体多元化的时候，融资主体也应当多元化，这个多元化不单单是政府垄断了银行，可以向公众、包括向民营企业放贷，政府说我没有说银行不能借钱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向银行借钱，问题是要借得来啊！政府说为什么借不来，大家都知道，他给银行划定了很严格的界限，不符合情况的都借不着钱，政府说民营企业不符合借钱的条件，民营企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如果政府不去培育这个市场的话，民营企业怎么成长起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经济学家，从经济学我不讲这个问题了。

这样的话，存在一个问题，集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合法行为，你不允许他集资，然后定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实际上就是给企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不是促进市场的完善，市场秩序的稳定，而是给市场的发展设置了一个瓶颈，结果实际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样一个罪名的存在，我们讲法律是一个规则，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一定要取消这个罪名。不取消这个罪名，结果就是阻碍经济发展，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非法集资的罪名必须取消，不取消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

第二，刚才我要说的问题，政府怎么把融资的渠道放开？我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并且我们在座的媒体呼吁政府应当这么做，我刚才念的时候，有一句话，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时候，跟浙江省的政府部门说，南方的政府比较宽松，南方政府为什么政策宽松？这个报道说，在北京的金融监管部门看来，地下融资是非法行为，不过在当地，政府部门对地下融资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全国工商联的这个人调研的时候，和浙江省某领导说，这个领导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企业要生存，居民要就业。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公安部门横刀过来，企业要垮掉，很多人的就业途径就没有了，人家当地的领导是看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央金融部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论证，我觉得解决的途径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把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浙江地下金融机构非常的完善和发达，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浙江的，他们借钱的时候是没有合同的，就怕万一有借款的协议，被查出来以后说是非法集资，所以很大数额的钱都是口头的，就是信用非常好，既然这样的话，中央为什么不能把民营企业经营金融这样的服务，我们说白了就是民营的银行，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呢？就是中央不要管，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开放金融由民营经营。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国家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我们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中央，什么东西都要由中央决定，包括地方政府财政的拨款，很多人说地方政府腐败，做地方的小金库，说为了地方的利益，地方能不为地方利益吗？最后说他违反了中央的政策，结果地方的领导很委屈，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中央不给我钱，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找钱。我们稍微说的远一点，西藏问题也是中央和地方问题没有解决好的原因，我们何不在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之前，先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先解决一部分，中央把这个利让出来，地方有自主权经营民营金融机构，这不仅仅解决了经营企业的问题，更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地方和中央的利润分配问题，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渠道。

如果这样的话，中央说我怎么管它？很简单，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有很好的模式我们可以参考，中央制定一个监管的条例就可以了，至于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监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呼吁我们在座的媒体，能够呼吁这两点：第一取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呼吁用这样一个办法，呼吁中央把这个权力下放，解决民营企业经营金融业务的渠道，我想后面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案子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完了，谢谢！

赵国君：谢谢成教授，一句话，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投资独立需求和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刚性垄断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下面由咱们的老专家晓亮教授发言。

晓亮：我现在感觉到这个问题，根本是个体制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解决，所以垄断就是中央银行、国有银行造成的，这个我是清清楚楚的。民营企业、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必然有相应的融资渠道，但是就是没有、就是不允许，温州最早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就是靠民间贷款，包括那个私人钱庄，我都看过，搞得很好，但是陈慕华去了，就把它砍掉了，就是6.4以后。前几年，我在一个会上，问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吴晓灵，为什么不让他们发展？她说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有风险，这不是胡扯吗？有什么风险？我的看法，根本问题是个体制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中央前几年的调查，现在的私人企业30%—40%都是地下钱庄来解决的，但是好多地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就解决了吗？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根本问题，直到十七大，我才看到《十七大报告》里面说，以后要搞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这是原话。上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其他的产业就不对应，人家国有企业根本看不上这个中小企业，人家看上的是大企业，这个问题根本是一个体制问题，上面已经注意到了，但是现在十七大的话能不能贯彻到实践当中，恐怕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要期望得太高，我就说这么多。

赵国君：感谢晓亮教授的发言，晓亮教授的发言，虽然很短，触动了我们的判断。我做一个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绝对是后世子孙一个笑柄，我们如果有幸的话，我们会看到。如果不幸的话，我们的子孙会笑话我们。

编辑: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