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言先生谬乎哉
《瞭望》登了廖言先生的《慎防网络舆论卷起“媒体审判”》一文，是掷向“网络舆论”的一副镣铐。果然不久，网上关于“邓玉娇事件”的热议，戛然而止。看来，廖言先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对“网络舆论”有生杀予夺的影响。
从廖言先生行文的口气来看，也很有些大气、傲气和霸气。我说的是《厉王止谤》之气。这个历史故事廖先生一定熟读，因此，他把“止谤”改成“媒体审判”，这一现代“罪名”加在“网络舆论”者的头上，可同样达到“吾能弭谤”的目的。
“媒体审判”这个词组，我第一次读到。按廖先生的文章解读，是以媒体舆论来代替司法行政，干预司法机关的侦察、侦讯、起诉、审判，判决，执行等工作，威胁着司法的公正。这简直是一宗大罪。这是廖言先生对前段“深圳梁丽事件”、“杭州飙车事件”、“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中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法律定性。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强国论坛》，温家宝总理也访问了《新华网论坛》，与网友对话。在此之前，网上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揭露和批判，对“西山会议”的揭露和批判，比之邓玉娇等案的言论要激烈得多，严厉得多。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对网民的言论是欢迎和肯定的。他们号召所有官员应挤出时间上网，倾听群众的呼声。
廖先生却把网络舆论，看成是一场“疯狂的盛宴”。廖先生的言论有悖于中央领导同志对网民的支持鼓励。他有何道理呢？让我们一一来分析：
第一，“舆论审判”，在网络上是不存在的，是廖先生强加给网民的罪名。拿邓玉娇事件来说，给邓玉娇定性为“故意杀人”的是公安部门，对她采取刑事拘留的是公安部门，把邓玉娇未经医学鉴定而当成精神病人绑在病床上的也是公安部门。网民对这些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质疑、指责、批判，是人民的合法权利，他们并没有对邓玉娇进行审判，也没有对侮辱、压迫、不法侵犯邓玉娇者进行审判，他们要求对不法侵犯者（涉嫌性侵犯者）绳之以法，不对吗？这一合法要求被定为“舆论审判”，这实际上是不许人来监督政府，监督司法公正，亏你廖先生想得出一个在法律上都找不到的罪名——“媒体审判”。可真是异想天开啊！
第二，你把近来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统统都推到“网民”头上，说这些公共事件本来都是“个案”，由于“网络舆论”的冲击而形成公共事件，是这样的吗？哪一件公共事件是网络舆论冲击而形成的呢？“黑砖窑事件”、“孟连事件”、“杨佳事件”，还是邓玉娇事件？
邓玉娇事件发生在大巴山深处的野三关镇，这里发生了一起梦幻城的女服务员杀死来逼奸的当地官员邓贵大，女服务员报警之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并捆绑到疯人院。这条新闻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因为它典型地反应了当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贪官污吏对农民弱女的任意践踏，引起民众的愤怒。稍有良心、稍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声援邓玉娇。怎么把这一起应该引起公众来关注的事件，说成是网络的冲击而形成，你廖先生不是把因果是非全颠倒了么！
第三，你把网民们对贪官污吏暴虐的愤怒声讨，对受害者的正义声援，说成是“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从而给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使本不应成为舆论常态的成为常态。”廖先生这里又生造了一个词组——“舆论常态”。什么是常态呢？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审判、贬斥贪官污吏、揭露司法腐败，这不能成为舆论监督的常态么，是反常态么，你要的常态是什么呢？你说这给了法官们看不见的压力，这种压力不好么？当初公安部门认定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引起舆论大哗，后来不是改成“防卫过当”么；当初，公安部门对邓玉娇进行刑事拘留，关进疯人院，捆绑在病床上，引起网民的一片抗议，后来不是“改变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了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循私枉法者必然是压力重重。这不是好得很么！你能指出哪一起事件，网络上是“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呢？你究竟是在为谁讲话啊！
第四，你指责媒体网络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中违背了“两个原则”：一是平衡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廖先生可能是新闻学的专家。这两个原则是谁定的，世界上所有新闻都在遵循着这两个原则吗？你的“平衡原则”是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廖先生就在你的这篇文章中，遵循了“平衡原则”了么！你单方面把媒体和网络加上了许多罪状——“媒体审判”啊，“癫狂的盛宴”啊，“监督的越位”啊，“全民皆法官”啊……。你可有一个字来进行“两面提示”吗？
从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没有哪一次是“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这个“平等机会”给过黑砖窑事件中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了么！这个“平等机会”给过邓玉娇及其亲属么！网民们能对一些公共事件表述自己的看法，却又受到了像廖先生这种有权有势的人物的封杀，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谈“平等机会”。
第五，你把大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设了一道高高的门槛——“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体审判’现象”。网民们有几个法学家，他们就不能监督司法，就不能为邓玉娇喊冤，就不能说把邓玉娇关进疯人院是迫害。廖先生自己是法学家吗？我看不是。否则，你就不会讲这些糊涂话。
通观廖先生文章，不到一千字，七个段落，五个论点，没有一处有理有据。从字里行间，我只看到了四个字——“不许说话”。
录古文一段，赠廖君：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廖先生是在为党和政府帮倒忙啊。
二OO九年六月八日于武汉东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