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今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面世后，便接受了香港阳光卫视及大陆一些报刊媒体的采访。记者都是年轻人，从他们提出的问题看，他们对什么“反右”、“四清”、“文革”等历史不了解，这就很难一下说清楚；这些年来，对这些历史，大多划为禁区，不让写这历史的书出版，便让这一代代年轻人失去了解历史的可能，这是可悲的事。我的书是记录兰考从焦裕禄到后来五个县委书记的命运的，这里有争议的人物，曾被树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我是想回归历史本来面目，所以对他着笔很多，写出了他的历史变化，他如何从说真话变到说谎，从而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但也想到会由他引起争议，我真诚地希望能有不同的看法和反映，以求得到真相；我一直认为，要追求真理，首先要探明真相，为了对历史负责，做为历史的亲历者，更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记录下历史真实，以为后人去探索真理提供可信的材料。最近从网上看到时代周报的记者喻盈写出一篇采访报导：《真假虚实？焦裕禄大通讯四十年论战始末》，记者根据她对新华社记者周原等人的采访，提出了对我写的内容的质疑，这让人很高兴。高兴的原因是我听到了写焦裕禄大通讯的老记者周原的声音。我的新华社的朋友告诉我，周原是这篇大通讯的执笔者，他的心血花得最多，遭的灾难也最大，然而那位挂名第一位的穆青，因这篇大通讯而扬名世界，升上社长的位子，成了新闻界的典范；另一们挂名记者也当了副社长，而周原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现在却在病痛中活着。由我的书，引起记者对他的采访，他做为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这是珍贵的声音，令人思考的声音。他对记者说，他没有看我的书，但记者问到我书中写出的关于大通讯严重失实的情节时，周原说了一句“不值一驳”了事。周原的妻子陈健也是新华社老记者，我知道她一直在为张钦礼申诉，她对我的“论调”早就知道，但由于她说的体力原因，不想和我打笔墨官司。记者拿着我的书到兰考、郑州，记者说：“然而，当时代周报记者带着这本书赴兰考郑州采访，向依然健在的亲历者、当事人求证时，却发现这本自称“写历史真相”的著述，激起了许多老人的愤慨，其中一些段落被指为不真实。” 这信息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有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最讲认真。让我认真地说：我真希望对我所写的内容进行驳斥，不要只有愤慨，如果真的指出哪儿不真实，我是一定要改正的，可惜的是没有听到具体的指控。因为我为了本书的实事，做过反复的调查。要用事实说话，这才能说服人。由于记者只是根据采访写文，没有深入思考，文章中重复一些历史已证明的谎言，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我的书是第一次公开揭示那篇闻名于世的大通讯《焦裕禄》虽然有历史功绩，却也有严重的失误。由于这失误是树了一个“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而给兰考干部和人民造成了灾难。这个事实有包括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在内的四十多名当事人签名给中央的信为证；怕是谁也否认不了这个事实。我书中列举出的重要的失误十三条，是我在1966年2月大通讯刚发表时便发现的，以后被县委给上级的报告中得到证实。请那些表示愤慨的人，那些说不真实的人，最好指出哪儿不真实。如果拿不出事实，只说不值一驳，只说不想与我争论，只有空空愤慨是无益探求历史真相的。 时代周报记者在他的报导中却仍在重复张钦礼自己说的谎言。只举一例。记者写张钦礼为自己平反，为反映河南省真实情况在1960年给中央写信的事件：“他不敢贸然把信从邮局发出，偷偷扒火车到北京，几经周折将信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随即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 他从一个布袋中掏出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流着泪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回到河南，省委给张钦礼平了反。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这个在张钦礼生前向记者说过的见周总理的情节，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编造。因为张在1965年便向我说过他去北京中央组织部要求平反的过程，那是真实的述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先是说去见到李先念，后来又编出他见到了周总理，并说得活龙活现，如上所写在过去的小报上早写过了。对见过李先念一说，李先念同志在周化民要求平反的报告上有亲自批示，否定了此说；而他见周总理一事，是反映河南五风的大事，如果真有此事，应是一件大事，在周总理的年镨里肯定要有所记载。然而查看周总理年镨并无此事，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只要有历史常识的记者，便不会相信这事件是真实的。然而记者却在这篇报导里再次传播了历史的谎言。 如果说谎，最要紧的是不要将谎言说到领导人头上，因为中央领导的每天的行动，都被历史记录下来了。任何人想以周总理之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图都不会成功。记者引用杨贵的话证明周总理曾为张钦礼说话，也是不足为凭的。而记者在文章中写出兰考有反焦派，就更是背离历史。事实是兰考人民从没有反对过焦裕禄，只是张钦礼为了保自己，把反对他的干部和群众说成是反焦裕禄，这在今天早被历史证明的事，却在今天记者的文章中出现，不能不说是对兰考人民的污辱了。 对于张钦礼的悲剧，我早有文章专门论述，这里不重复。我一直认为他曾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但时代和制度使他成了悲剧人物。他的命运是可以做中国深刻的社会问题解剖的，为了这种悲剧不再出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行。 记者曾向我提出问题，有一天会不会给张钦礼平反？我的回答是，他的悲剧是和那场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战车绑在了一起，他必然要承担这场动乱在兰考制造灾难的责任。正如同当年红火一时造反派人物一样。因为他的罪行是经过中央定下来的，认为他不是错误，而是罪行，这就必须承担法律的责任。他的量刑是不是过重，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因为张钦礼一直在兰考工作，为兰考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他死后，出现人民空前的送葬，并为他自发的立碑，是自然的事。这里边包含了对他的处理的不公正的民意在内。看到现实的腐败，更怀念当年的干部作风，是今天民意的曲折表达。我所知道的万人送葬，并喊出打倒贪官的口号，就是明证。 对于记者所写的其它方面，不再多说，好在有书在，请看书便知，这是一部揭真相的书，这是不少读者的评论看法。因此，为了真相，我欢迎读者指出其中不真实之处，因为这是为了真理的追求。 2009．6．23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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