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莘塍镇上山根村蔡仕杰等19户村民房屋被强制拆迁所反映的问题是典型的因少数人违法行政、强制拆迁而损害村民利益的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经过瑞安的104国道改扩建，需要征用蔡士杰等19户村民的房屋，在补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引起纠纷。在这里，公权与私权交割、政府与群众逐利。政府想用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把本该是作为拆迁户待遇的营业性用房只当作旧村改造，给村民很低的补偿使他们无力回迁到改造后的住房。这就意味着，这十九户村民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营业房，而且还失去了栖身之地。两相比较，政府应该有最起码的愧疚与恻隐之心，这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理应妥善补偿安置这些村民。

    背后所潜藏的根本问题在于，用行政手段进行本该由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说白了就是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的冲突。

    没有市场的地方，绝对是公权力肆意横行的地方。正因为此，我们看到了非理性与不人道的一幕：指挥部为免于承担违法行政的后果，竟幕后委托村委会，雇佣不良人员，在没有经过住户同意的情况下，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开着铲车，强行将村民的房屋拉到。房子里有淳朴村民的电视机，有为第二天早出隔夜做好的早餐，还有祖国的花朵莘莘学子的书包，所幸的是村民及早逸出人身安全才免于一劫。有的村民已无处安身，临时搭建的塑料棚又很快被拉到，村民在凄风苦雨中痛哭流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有的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下一个临到的是不是自己熟悉的店门轰然倒塌。

    我们有《宪法》、有《物权法》、有《民法通则》，但这一切都不能保护莘塍镇上山根村蔡仕杰等19户村民的最基本的居住权、生存权。因为相比起强大的公权力，如果没有立法、行政、司法的中立来确保公正、公平，私权是很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如果政府不能带头执法守法，那我们的社会只能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理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遥遥无期。

       在法治社会中，政府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是权力至上？还是以民为本？尤其是在拆迁这个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古仅中外有不少好的例子、好的成法可资借鉴。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修建成田国际机场时，因附近住户不愿搬迁，机场只能绕道而修，甚至到了七十年代，民众抗议机场的扩建而导致三名警察的殉职，最后日本首相也只能鞠躬向需要拆迁的住户谢罪。拆迁持续时间之长、克制之久让人心生感念。同样，在民国初年，著名的中兴公司在修建台枣铁路时，因一处墓地的后人不同意迁坟，铁路只能绕道二十里而没有倚重政府强制拆迁。民国后期，为国家捐献过两架飞机的大企业家一代味精大王吴蕴初，试图通过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征用民地，也为民意所不支持而作罢。

    时光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神州大地怎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强制拆迁呢，使普通群众“茅屋为春风所破”，真不知今昔何昔！说穿了，就是地方部门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就是没有摆正政府的位置，尤其是当一些利益集团渗透到我们的关键部门时，政府利益的天平不自觉的发生倾斜，从而置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违法执政、暴力施政。

    强制拆迁的暴力指数在明显增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无人制止。这种折腾将使市场经济前功尽弃，这种现象如不能有效的制止，只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并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愿瑞安莘塍镇上山根村蔡仕杰等19户村民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讨回公道，补偿自身应该得到的权益。

    但愿有着文化历史名城和全国百强县双重荣誉称号的瑞安，不要继续咀嚼因强制拆迁而带来的痛楚；瑞安虽称发达，但也承受不起拆迁之痛；浙商二百年来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最终害商害国，不可不警惕，勿蹈历史覆辙！

    我们的繁荣在于持续，我们的荣誉在于我们对平民的一砖一瓦充满着敬畏。私权是神圣的，没有私权，将不会存在任何公权，更谈不上公权的正当和合法。以公权的名义消灭或践踏私权，降低私权的对价，是我们民族灾难的开始。

作者: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研究员

原发布时间：2009-7-4 8:51:00

编辑/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