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6月20日上午，30余名六七十岁的老人，用粗粗的绳索拽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沿街叫卖的情景，吸引了众多长春市民。此次参与拽车的30余名老人，都是长春气象仪器厂的退休职工，最大年龄76岁，最小的也已经60多岁。据悉，由于改制后的某集团未按期付退休金，才逼的这些老人使出如此“下策”。（《城市晚报》6月21日）

　　老人拉奔驰，与其说是沿街叫卖，倒不如说是一种控诉，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非理性”表达。当老人们的退休金没有着落，当他们的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畅通、健全、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供他们选择，老人拉奔驰这种滑稽而辛酸的场景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老人拉奔驰这种情绪化表达的背后，是讨要退休金、维持基本生存的理性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为什么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作为国有企业的老职工，退休后的基本工资都成了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作为兼并长春气象仪器厂某集团公司，既然“穷”得连老职工的退休金都没钱发，那当初该集团是凭什么来“改制”国有资产的？既然“穷”得连老职工的退休金都没钱发，这豪华的奔驰车又是如何买的？一边是象征奢侈消费的奔驰，一边是为了起码的工资保障和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抗争，这种悬殊与失衡，进一步印证了一些企业改制，实际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筵。

　　更为重要的是，老人拉奔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律师说，老人们的拉车叫卖行为，是违法的。但是在下这个结论之前，一个不能回避的前提是：社会是否给老人们提供了一个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拿到退休金的利益表达机制？如果说这些老人卖奔驰的行为是违法的，那么扣发这些老人退休金的行为又算什么？社会精英置这几个简单的前提于不顾，简单地断言老人违法，弱者的话语权和代言人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无处可以说理”。如果你是一个被强行征用了土地的农民，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会知道找个地方说理是多么的难。而现在用大绳拉着奔驰车沿街叫卖的老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