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
一部写成15年后终于出版的传记，唤起了中国法学界对已故宪政学者龚祥瑞的怀念。
2011年6月11日，在北大举行的龚祥瑞自传首发式上，各自珍藏部分自传遗稿多年的律师陈有西、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非常动情。
陈有西忆起龚老先生15年前临终一幕，一度哽咽。他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由龚祥瑞领上公法研究道路的姜明安感慨，应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怎么慎用权力，或许可以从龚老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有所体悟。
法学家龚祥瑞一生追随宪政梦。1980年代他在北大的法学课曾影响了一批杰出的年轻人。
屡遭批判未丧元气
龚祥瑞“敏感”的一生与中国历史有着奇妙的因缘。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少小时期，他从教会学校接受了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教育。除了教会里的人，他儿时记忆中最大的温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和怨愤。正是对底层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使龚祥瑞放弃了已经入门的生物学，转投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华园，龚祥瑞亲受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政治学大家提点；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法，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打下了系统扎实的宪政知识功底。
怀着吏治救国和宪政兴国的理想归国，龚祥瑞一心希望宪政在自己的故土变成活的事物，却在现实中无功而返。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深得蒋家父子赏识，却因不满国民党的派系斗争黯然辞职；1949年以后，他下决心留在大陆，一度经导师钱端升举荐，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当时官方主流推崇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他所学相差甚远，因而又长时间赋闲。姜明安说，龚先生每每到了当官的边缘，每每又被逼退到书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给龚祥瑞造成了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他批判授业导师钱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学，自己也被深深地伤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尽管如此，他的多位学生都说，龚先生对他一生的选择，从无悔意，从不怨尤。相反，他认为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国之道的素材。
龚祥瑞风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国绅士的范儿，他生性谨慎克制，又有文学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贺卫方说，龚老是法学界中少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者，“他的文章，有一种气韵在字里行间流淌。”
中国现实和宪政理想纠结贯穿龚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话说，“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失元气。”
1950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恢复法律系，当时系里要求龚祥瑞开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龚祥瑞说，要把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他了。不过，他会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他把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类比于英国的两党，认为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想到引来全系师生激烈的批判，时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这番言论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对斯大林宪法草案歌功颂德式的表述不仅不喜欢，而且有恶感。他更尖锐地指出，政论文字不应该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中国1982年宪法的序言，就不应该有“翻天覆地”之类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龚祥瑞在《法学》杂志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直揭中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苏联影响的弊端，这篇“宪政常谈”给他带来如潮的抨击。
面对来自学界和司法界高层领导指他不爱国的批判，他回应说：“《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遭批判只能激励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不会扰乱他潜心向学的生活。《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交往
改革开放后，龚祥瑞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政治气候的变化之速出乎他的意料，积蓄多时的激情喷薄而出，他对宪政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更加只争朝夕。
他给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开比较宪法课，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年轻学子对宪政知识的渴求给龚祥瑞莫大的鼓舞。身边人劝他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至后世”，他说，不！书有人写，书也是写不完的，我要竭尽年华投入到和21世纪的年轻人的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光和热！
贺卫方说，那个时候是龚老最活跃的时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
除了学校，龚祥瑞还在自己家中开设课堂，向所有人敞开。熊文钊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每周都到龚家听课。他说，感觉到龚先生很想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只要有学生在他面前，他就滔滔不绝，并经常有精彩睿智的论断，在龚老家中，熊文钊记下了“宪法和行政法是治国之术”。有的人收获了“法治就是经人们同意的统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个人专断。”
学者宋先科在一篇回忆龚祥瑞的文章中说，那时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龚家作过客。在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激扬江山的氛围中，后来走出了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刑法学者陈兴良、政治学者王绍光、微软中国副总裁刘凤鸣等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当年也曾慕龚老之名，到龚家听课。第一节课后回到家，他就收到了龚祥瑞的来信：岳弟，台端，北京一晤，闻弟数言，受益匪浅……写满满一页纸，署名：兄祥瑞。袁岳说，当年龚祥瑞78岁，他只有21岁，看到信后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龚祥瑞晚年结交的后学遍布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当时在厦门大学教书，一日也收到了素昧平生的龚祥瑞的来信，信中说，读到俞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俞可平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1993年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跟龚老结下了深厚的交谊，更获龚老托付自传遗稿。陈有西说，因为他来自法院，龚祥瑞特别希望知道司法实践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寄望于像他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有所作为。
因为主编宪政译丛，法律学者贺卫方与龚祥瑞有过多次交流，后来他到美国访学，期间也多次收到龚祥瑞的来信。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回信甚至不如龚老的来信多。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龚祥瑞一直与他器重的后学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国内外的思想动态，以及各自对宪政的理解。龚老和晚辈之间的舐犊情深让贺卫方至今常常感念。
虽然年事已高，龚祥瑞不遗余力地操持各种讲座和培训班，利用他的海外学术资源，请各国学者来华跟年轻学人交流。他将自己教学的素材整理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一书，组织翻译英国丹宁勋爵的一系列著作，很多晚辈的法律学人，享受着他学说和思想的泽被。学者何海波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植入中国始于清末民初，但中国的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许要等到龚祥瑞和王名扬两位学者介绍，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理论。
1980年代晚期，龚祥瑞一直念兹在兹的管政府和管官员的法，终于有一部得以面世。姜明安说，虽然龚祥瑞不在行政诉讼法的主要起草人员之列，但是，从立法之初到整个过程，他一直给立法机关提供意见。在该法颁布后不久，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1991年夏，龚祥瑞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住了40天，跟着庭长下乡，看到自己“一向作为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法人员加以实践”，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
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无法看到，有赖年轻人继续前行。
“龚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学术本身的投入，对宪政的热爱，对后学的提携，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贺卫方说。
编辑/梓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