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结缘
1976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的一户普通家庭。我的名字雷震宇是在部队当兵的叔叔为我取的。因为我的老家历来就缺水，他希望给我取的名字“震动宇宙”----能让天公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这个地方多下点雨以缓解旱情。可我的名字并没有给我以及家乡的人民带来吉祥，相反还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灾难。在我16岁初中毕业时，我的母亲就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溢血撒手人寰，留给我们兄妹四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心痛。（注：我第一代证是雷震宇，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总爱把我的名字写错，故在办理第二代证时干脆改了此名）我的叔叔也爱好写作，他在部队就是负责搞宣传的干事。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我也一直都是如痴如醉的喜欢文学创作，在我上小学三年级到毕业的时候，我就在当时的《小学生天地》杂志上发表了几篇作品。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我高中没有上完后就退学开始走上了打工的生涯。当时，我在姑妈的安排下在汉阳的一家造纸厂上班，在每天的8小时工作制后下班时，百无聊赖的我为了打发时光就在宿舍里“闭门造车”般地写起了诗歌。说实话，那时写的东西我并没有想到要拿去“发表”而是放在我的床头自我欣赏。尽管有的诗歌也在当时的厂报发表，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3年。
1995年，我在厂里的报摊上买了一份刚出版的《长江周末》（长江日报周末版），我看到了一个对我而言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该报首次刊登了湖北红安来汉打工的王恒绩在做厨师炒菜的间隙矢志不移努力“爬格子”的事迹。这个报道我一连看了好多遍，随即一个闪亮的火花在我脑海中迸发出来：我也要向王恒绩学习写叙事性的作品。此后，我一度抛弃了撰写诗歌而转向写那些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为了方便我的投稿，我在邮局一次性买了很多的信封和邮票，接连将我的“作品”疯狂地砸向武汉的几家报社。终因我的东西还很稚嫩，结果我发出的稿件基本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为了提高稿件的“命中率”，我给当时在汉口一家酒店做厨师的王恒绩写了一封信，很诚恳地谈了我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建议我除了要有针对性的多看报纸的相关版面，多揣摩版面的特点外还要的就是“勤学多练”，只有这样才能多发稿。 在随后我与王恒绩的通信中，他建议我若想走写作这条路不能专门局限于撰写小品文，更多的时候不妨把触角延伸一下，将故事，随笔，杂谈，新闻等方面的体裁都能“通吃”，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学之路无限延长。
王恒绩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我认为要想在写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还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当年的春节前夕，我在位于汉口的武汉34中学报读了成人自修的学习。我白天要上班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去上课．我爱好的是文学，在选择专业时自然报的中文专业。我在参加当年的考试时很顺利地通过了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汉语的单科结业考试。于是我在下学期的学习中有多报了3个科目直到我很顺利地拿到专科毕业证。这年春节，我又利用回家的机会将收集到的“春节趣事”在返汉后加以整理接着向《长江日报》的“荆楚大地”版发了过去。一周后，我的稿件见报了！如此一来，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实地采访
1999年5月初，我的一位亲戚因敲诈勒索而处以劳动教养18个月，关于他犯的错事我觉得对广大的青年人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于是我通过种种关系终于获得了在劳教所里“独家”采访他的权利。采访纸我足足记录了尽20页，回来后我精雕细琢而撰写出《我的违法历程》一文的“特别报道”，大约5000字的文章在5月13日的《武汉晚报》“道德与法”版头条推出。这里面还有个插曲：该稿我写好后同时发到了《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本来《长江日报》是要抢先用的但该版编辑说要核实一下，结果在次日该稿却被《武汉晚报》“捷足先登”，抢先见报，搞得长报编辑一个劲地埋怨我。
这个特稿在晚报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报社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后来我去报社拿稿费时那个发稿的编辑对我说，我干脆多写写现在社会上具有曲折坎坷和荡气回肠的人间真情故事，因为这样的纪实稿件的“市场前景”很好，不管哪家报刊杂志都可以发且稿费也高。
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在随后和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的文友的交流中，我的发稿地域已经明显超过了武汉的范围。随着我的视野的开拓，我决定往正规的报社靠近．1999年9月，《楚天都市报》发布了招聘编辑记者的启事，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当即带着我的作品来报考。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赶到湖北日报的大门时，工作人员看了我的简历就明确告诉我，他们招聘要的条件首先就是“全日制的大学本科生”，对于像我这样自修的“专科生”已经不是在他们招聘之列。尽管我发表了诸多文章，作为工作人员，他们也是爱莫能助。听了工作人员的话，我只好悻悻地迈着蹒跚的脚步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报社大楼。作为在湖北深有影响的大报，我知道他们要的条件很高，看来想进省级报社的梦想与我无缘了。
2000年8月，《武汉晨报》也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采编人员的公告。为了证实我的能力，我还是携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报了名。这次报名后我就拿到了下周六要参加笔试的“准考证”。那天参加考试时，在我的旁边是刚刚被获得武汉读书积极分子的柯文翔。这次考试的总分为70分，结果我以53分的好成绩进入前10名。这个考试结果还“张榜”在长江日报的大门口。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进入了前10名为何我连面试的机会也没能有呢？自从这次考试没有结果后，我的心情也一度沮丧到了极点。幸好，我的一位文友却在给我“打气”，他用一句禅语给我做了启示：当一扇门为我关上的时候必有另一扇窗为我打开着……是啊！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如果人的一生没有曲折坎坷那我们的人生岂不是太没有色彩？后来，我将发生在我附近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一气呵成写成5000字的《欠下的良心债用爱情来偿还》在武汉晚报发表后接连被全国300多家网站纷纷转载……
匡扶正义
1999年底，我在经过汉口复兴村车站时，发现一个******的人正在和一青年人做假证的交易。我脑海中立即迸发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里可以深入地挖潜！我一定能从这个办理假证的贩子里找出点东西来。当即我锁好了自行车就凑近了那个贩子。为了表演真实，我装摸做样地请他给我做个大学的毕业证，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给我开价150元。我摇摇头，那人马上降价到100元，我同意了。也许是我表演得很真实也许是这个办证贩子很大意，他收了我的50元押金后就往前方的小巷里穿。我躲躲闪闪地紧随其后，直到确认了他进入了一幢楼房的２楼后就电话报了警。当时那个鄂OA5001的警车到了后在我的带领下很快就将这个办理贩卖假证的“基地”端掉了。我迅速给几家报纸报了料。第二天的楚天都市报在核实后就报道了此事。
2000年，洪山体育馆举行春节人才交流大会，我凭着一堆发表文章的样报，很顺利地应聘到了我省一家《人才信息报》做了一名副刊编辑。这是一份周报，主要面向人才市场和高校为读者对象，我一口气编辑了“白领天地”和“漂泊驿站”两个版。正由于我立足武汉打工几年，而编一个适合于打工族看的版面真正是发挥了我的长处，在我的提议下，我的版面开设了专为农民工维权的“为你跑腿”栏目，在打工者中取得了较好的口碑。其中最特别的一例我记忆犹新。一个从荆州石首来汉打工的张小平因为在汉一连数天都未找到工作，他花光了带在身上的两百多元钱后实在没有办法才通过我编辑的版面上的呼机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他目前的境况并说想向我借点钱回家。当时我正好在回了老家，不在武汉市内，但我还是给我的另一个同事打了电话让他先帮我借50元钱给在报社楼下的张小平。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张小平后来找到工作后专程将钱送给了我还给我的报社写了感谢信。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保持着联系。但是，在三年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治理整顿全国报刊的市场时，我所工作的报纸因为没有独立的刊号故被停刊，此后我就干脆走上了专业的文化产业之路。
2004年12月，共青团武汉市委和知音期刊集团打工杂志联合主办“打工人生”的征文活动，我积极响应，我写的一篇《美丽的错误》一文获得三等奖。后来在团市委领奖时还认识了上届的几个“打工人物”谭立独和黄银花等。2005年的春节，我在家过年时很多乡亲门围着我说附近乡亲们的小孩在上中学的路上总是被3个社会青年“擂肥”，遇上钱给少了的还要挨耳光！他们报警了派出所就是不处理，没办法，乡亲们强烈要我往报社写篇稿件呼吁有关部门管理一下。听了这种事我的心都要气炸了：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看来不给其施加点压力这里的治安就不会好转的。当即回来后我就以《新洲凤凰镇常有初中生遭“擂肥”》为标题写了一个读者来信发到武汉的各个报社。3天后，《楚天都市报》“市民之声”（见2005年1月6日）在头版发了该信。结果，见报后派出所纷纷出动警力四处巡逻。由于报社处理稿件的时间不一样，半个月后我的这封信再次被《湖北日报》的“舆论与监督”（见2005年1月21日《湖北日报》）版也发了出来，这又一次曝光，武汉市公安局派出了检查组到我们当地“坐镇指挥”，搞得派出所所长亲自向我求情，要求我不要再曝光了，他们已经在几个出事路口日夜巡逻……
这篇稿件的发表在我们当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重要的是，我们这边的子女再上学时治安情况大有好转，而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记者”的名声也更加大震，村里的乡亲们找我反映“社情民意”呼声的越来越多。其中，根据群众反映最突出的村干部违规挪用上级拨款用于本村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却落入了干部的腰包的本村的事情，我马上写出了《谁动了新洲雷寨村的“养命水”》在长江日报的“读者之声”版发表后也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在我们当地展开了调查。
自强人生
2005年初，我在武汉一位文友的建议下在“中国文友信息交流中心”里注了册，我又在文友论坛里和全国各地的写手很热烈地打成了一片。在这片属于我们文友的田地里，各个城市的写手都能把他们所在地的各种报纸信息互相交流使用，这对我的投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3月，我写的一个特稿通过文友网上交流后就有四川的一个文化公司的负责人电话找到我要买我的“版权”，最后因价格问题等原因我虽然没有卖但我却在深圳青年杂志发了也赚得了上千元的稿费。
说实话，写稿也和开餐馆一样要有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品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前景。通过文友的指点，我确立了自己要写打工方面的题材的文章。后来我在广州的《打工之友》和《人间》杂志还开了为期半年的“打工人生”的纪实专栏。
2006年5月，我在新浪网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开始记录的都是形形色色的琐碎事，后来慢慢就转向了我的“专业”－－在博客上开设了“打工文学系列”的口述实录。很多在武汉的打工人物都走进了我的视野，有的读者还成了我的忠实“粉丝”。
2006年10月28日，我在武汉商场旁边闲逛，停在协和广场上的献血车上的喇叭正传出我市的血库告急，我二话没说当即慷慨解囊义务献血400毫升。次日，在我的号召下，我的3个文友也赶到这里的现场献了血。我知道，作为都市的普通一员来说，我的力量很小，但如果大家都能把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主人的话，那我们的武汉我们的城市不是更美好更和谐吗？
2008年11月9日，我有幸进入《中国经济时报》湖北记者站做了一名记者。事后了解到，《中国经济时报》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经济类报纸，在后来的采访中，有一位读者向我报料，说湖北石首市有一个39岁的青年罗会元在乡镇采石场上班时被山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伤其腰部，后来由于治疗不及时该青年已经完全瘫痪在床，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10年了，在该青年瘫痪的日子里，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妻子黎米桂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失去了赚钱养家的顶梁柱的家庭，其贫困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多方联系到了该瘫痪者妻子的家庭后去他家采访了2天，回来后写了大约3000字的调查采访报道。后来在同他所在地的镇政府交涉中成功地为瘫痪者再次争取了10万元的“救命钱”。拿到这笔款后，这个已经照顾了瘫痪丈夫10年的妻子亲自到记者站向我表示感谢。
还有武汉市黄陂区的一个家庭，该家庭有一个已经11岁的男孩，由于先天性脑瘫，其智力程度几乎为零，小孩的父亲在外打工赚钱，妈妈在家成了孩子的专职“保姆”。这样一个孩子却在当地还没有享受到国家的“低保”待遇。我到其家庭采访并了解到是属实后马上与当地镇政府说明了此事，该镇长很认真地将我反映的情况做了记录，他说他们去核实后给我作答复。果然，一周后镇长给我回复，说我反映的情况属实，他们已经为其按照政策正在办理“低保”手续，同时镇长还非常感谢我这个记者在监督他们的工作。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这个中央级报社的记者站，尽管我不在这里做记者但不代表我已经失去了“维权”和“采访”的权利。相反，我还继续在利用自己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与各个媒体的广泛资源依然行走在为普通老百姓伸张正义和维护权益采访的第一线。除此之外，我还是国内几家报刊杂志的新闻撰稿人，每周在一些固定的栏目发表“新闻观察”。写到这里时，我耳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话:“站直了，别趴下”！我想我的人生也是这样，不会轻易地“趴”下去的！
编辑/梓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