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盲山

“盲井事件”将公众关注的视线引向了“盲流”，而他们的身后，是一座座“盲山”。

《盲山》是导演李杨拍摄的第二部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女大学生被骗至小山村当新娘、想尽办法也无法逃离的故事。

四川宜宾市高县人谢明、珙县人罗辉，是雷波县第三次行动中“清理”出来的165名“盲流”中的两位。他们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在雷波崇山峻岭中“盲流”们的生活。

农活

2009年，谢明还在宜宾市打工。8月23日，他遇见3人，其中一人名叫白尔布，说可以在宜宾屏山县给谢明找点活干，工钱100元一天。

第二天一早，谢明和这3人踏上了去屏山的班车。车至屏山，白尔布说，当地没活干了，先去他家等两天再去找工作。谢明的身份证、手机、钱包随即被拿走，并被对方带至雷波。

当天深夜，一行人乘面包车到达白尔布位于汶水镇莲花石村的家中。从雷波县城到莲花石村共有20公里路程，交通只有一条山路，由于行人稀少，进出者非常显眼，外人很难隐蔽地进入或离开。

次日大早，谢明被再次转移。他被带至距莲花石村22公里外、帕哈乡磨石村的另一户人家。磨石村离雷波县城10公里，地险人稀，山路较莲花石村更险。

就在谢明抵达磨石村的这天，他未来的“工友”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8月25日，宜宾市人才市场，18岁的珙县少年罗辉在找工作，一名叫山木且的磨石村村民告诉他，自己家里正缺一名小工，罗辉也“无序流动”到了磨石村。

26日，谢明被“容留者”要求干农活。“他们说给我钱，一天100元。”谢明说，自己不相信还能拿到报酬，但他也没有反抗。

最初，谢明要干的活并不重，“容留者”对他也还算和气，只是吃得不好，一天两餐，餐餐洋芋。罗辉则被“容留者”拉着到处走走看看。在这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

到了9月底，麦子都种完了，谢明被要求干的活渐渐加重。

谢明开始拒绝劳动，他得到的是关禁闭和饿肚子，“最长一次有四五天没吃饭，水都不让喝。”后来，谢明被送回莲花石村白尔布家。他继续不合作，被反锁在房间里，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10月21日是谢明印象最深刻的时间节点。这天他吃得不错。原因是白尔布喜得贵子。

次日，谢明提出要回家，但被白尔布要求“先给钱”。“我说，我干活你没给我钱，怎么还要我给你钱？他说有车费、住宿费、医药费，让我给他四千块钱。”

谢明没有钱，他又被关了起来。

下井

另一边，选择妥协的罗辉，已开始帮山木且做农活，山木且答应每天给他50元工钱。罗辉记着日子：“从10月20日到12月2日离开他家，干活40天，工钱2000元。”

与罗辉失去联系的父亲罗坤中，自9月份开始，频频接到匿名电话，“说你家娃儿被人拐骗，要我拿三万块钱去取。”

不久，罗辉被山木且交给熊石举、朱格符、阿色古三人，离开雷波，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跨省下井之旅。

——他先是被带到贵州安顺市金织煤矿做工；5天后，他被转移至云南昆明市石林县平凹煤矿下井；8天后，他再次被转移至曲靖市乐平县小海子煤矿，干活30天。

在这三个地方，罗辉都得到了“每天50元工钱”的承诺。但是，无论是在白尔布家做工，还是在外省下井，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外地煤矿做工，不下井的时候，他被反锁在房间里。

罗辉挖煤期间，罗坤中曾收到儿子的一条短信，说自己被困在煤矿，希望父亲去救他。只此一条，再无下文。

与此同时，被白尔布“容留”的谢明也开始服软，帮对方做农活，“一般上午喂猪，中午做饭，下午去山上砍柴。”

白尔布是不是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呢？

谢明说：“他不做。我砍完柴，他会和我一起把柴背回家。”

12月下旬，谢明被白尔布交给其他几个人，说是要带他去义乌打工。谢明说，去义乌的面包车上，有三个像他这样被控制的人，分开坐着，彼此不能交流。同时，他们还得到警告，不要逃跑，否则会被砍死。

经过两天三夜的行程，谢明等人到达义乌一个隧道工地，不知为何，工地方和他们的“老板”没有谈拢，耗了3天后，谢明被带回雷波。

逃离

去年1月26日，谢明再次被转手，这次，他听说自己将被带至山西挖煤。在雷波县城转车时，由于没买到车票，他被带到旅馆住宿。睡觉时，他被反锁在房间里，有人轮流看管。次日凌晨6时，趁看守者睡着，谢明从旅馆逃出，跑到派出所报案。

此时，正值雷波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

谢明说，自己告诉接待他的两名民警，拐卖他的人正在旅馆睡觉，但是，民警并没有实施抓捕，也没有做笔录。

后来，谢明被带往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按照雷波县的部署，各乡镇上交的“无序流动人员”全部住在这里。

1月28日，在招待所的第二天，谢明见到了罗辉。

——在云南曲靖结束“挖煤之旅”后，罗辉被人带回雷波，和谢明逃离控制的过程一样，他也是趁看守者睡着时从旅馆逃出的，只是，他逃出的时间是1月25日，比谢明早了两天。

罗辉逃出后也立即报案，但是，警方也没有实施抓捕行动。

2月3日，谢明和罗辉将各自遭遇写成《申诉书》，交给雷波县委政法委。两人详细介绍了自己被骗、被强制劳动、被限制自由、被带出打工以及逃出的全部经过，其中，罗辉还对自己的工钱念念不忘，计算出自己一共被拖欠3950元工钱。

谢明被告知，他应该去宜宾市报案，“他们说，宜宾的公安才能帮我抓人，要回我的身份证和钱。”

2月26日，在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谢明、罗辉被雷波县民政局副局长勒格格日带队送回老家。罗坤中见到儿子后，送了一面锦旗给雷波县民政局。

罗坤中回忆，勒格格日当时说，罗辉工钱的事会调查，查实后就会汇过来。

谢明也得到了类似承诺。

至今，他们都没有得到被拖欠的工钱。尤其是罗辉，他永远都见不到那笔钱了。

2010年4月5日，在高县沙河镇打工的罗辉因车祸遇难，离19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在雷波、贵州、昆明、曲靖打工赚得的钱，成了罗辉为这个家庭赚到的最大一张白条。

4

逝者

在2010年雷波“清理”上来的165名“无序流动人员”中，有8人永远不会受骗了。他们死在了雷波。

雷波县民政局给这8人的登记表中，在“姓名”一栏，4人“哑巴”，1人“无姓名”，另外3人分别是张东、熊忠涛、圆友土。

这8名“无序流动人员”，生前都曾被送至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救治，死亡原因都是“多器官功能衰竭”。

拒食

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刘利方回忆，这8名病人是2010年7月至8月份陆续送来的，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平均体重只有40公斤左右，特征是“惊人的虚弱”。

虚弱到什么程度？刘利方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肌肉松弛到那个程度的病人”，“肌肉就像一件衣服挂在骨头上。”

原因呢？刘利方推测：“应该是长期不进食造成的。但一般7天以内不进食，不会这样肌肉松弛。他们应该是长期如此的结果。”

刘利方还介绍，8名病人全部“表情单一、神情呆滞、反应迟钝，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刺激反应比较差，很麻木”，但是，医院也没有从他们身上查出病症，他们“心肺、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基本正常”，也看不出外伤。

“他们的病情就是逐渐不能吃饭，不能运动，日渐消瘦。”

“我们每天都让他们去运动，好好吃饭，可是他们从来不回答，只是那样望着我们，眼睛无神。”

“到后来，甚至我们检查都没办法进行了，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扶到仪器旁边就会倒下去。”刘利方说，“癌症晚期的病人，营养都比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给他们打氨基酸、脂肪素、葡萄糖，给他们口服药物、送食物，可他们都不吃，到最后试着给他们插胃管强制进食，可是胃管是要他们配合吞咽才能插进去，不然可能引起窒息，但他们不配合。”

安葬

“基本上是没有求生欲望了。一个人要是放弃求生的欲望，生存希望就很渺茫了。”刘利方想了想，又补充：“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比放弃求生意愿的还要糟糕。”

“就算我有时候扬起手说‘你再不吃我就打你’，他们还是那样呆滞地望着，仍然不吃。甚至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同伴死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吃饭，多走动，可是这些话基本没什么效果。”

刘利方不知是什么导致病人出现这种状况，他推测：“很大可能是生前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刺激。”

他介绍，8名病人入院治疗时，距他们一墙之隔的另一间病房里，躺着一名70多岁的女性植物人，她靠流质水果、鸡蛋、营养粉等食物，撑得比那8名病人还久，直到今年上半年才过世。

刘利方强调：“他们精神上应该受过什么刺激。”

圆友土死于2010年8月2日，是8名病人中最先撒手人寰的，当月，还有6人相继死去，“无姓名”熬到了9月18日。

雷波县公安局8月27日给其中一人进行了尸检，法医邓德强介绍，死者身高1.65米，35岁左右，体型消瘦，鉴定结果是“排除机械性外伤致死”。

雷波县民政局统一安葬了这8名死者，地点在雷波后山公墓里。

他们没有墓碑。每个人坟前有一块石头。

[链接]

邓福江的盲流生活

邓福江吃着最后一颗洋芋，“吧唧吧唧”。接着，他用满是灰尘的手指，将一根葱叶上的泥巴粗粗剥去，卷曲，送入口中。最后，他拍拍手，用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情，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记者，撅动下颚。

这是下午4点，他“吃早饭”时的情景——他刚起床。

他的头发花白、卷曲，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他一只眼睛瞎了，另外一只眼睛很难对同一个物体对焦5秒以上。

他住的是一间约8平方米大的小屋，已经倾斜。小屋内，坑坑洼洼，没有电器，没有现金或存折，没有其他人，仅有一炕，一灶，一锅，以及数捆干柴。

邓福江没有可称为“财产”的东西，也没有亲人。他出生在1940年代，是一名“娃子”，1956年民主改革后，他认了养父，有了家，当上了民兵连长。而后，他精神出现问题，接着，失去上述一切，最后，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

和那些被谋害在井下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曾3次被救回。

他第一次被救回是在2008年9月，救他的是同村村民何贞明。当时，何贞明外出东北打工在成都转车，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震惊了。

像大多数智障人士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邓福江精神出现问题后，行动仍有一定规律性，比如，他每天都要步行4公里去县里的垃圾堆觅食，一有机会就会去工地或农田帮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他不会离家太远，也不会太久。

当何贞明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邓已经从村子里消失达5个月之久，大家都以为他已客死他乡。

和邓福江在一起的，还有3名陌生男子。何贞明叫来列车长和乘警盘查：3名男子都是雷波西宁镇人，正要带邓福江去山东的煤矿打工。

何贞明对“盲井事件”有所耳闻。他让列车长抄下3人的身份证号，并告诉他们：“你们带他去打工，饭要让他吃饱，人要平安，赚的钱你们就分了，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来找你们。”

当年10月，邓福江回到村子。好景不长，2009年3月间，邓福江再次失踪。

这一回，邓福江赶上了雷波“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2009年6月至9月间，雷波一共清理出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五官乡的一户人家交出了邓福江。

在“无序流动人员”中，邓福江是属于让人“喜闻乐见”的那一类。发病后的他，依然保持着优良秉性：主动帮陌生人干活，不管是农活还是搬砖，并且还很卖力，同时，他拒绝任何报酬，只接纳地上的“无主之物”。

因此，当邓福江2009年10月第三次失踪时，村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觉得，像邓福江这样的人，“容留者”必然是喜闻乐见的，不管是养在家里干活还是带出去打工，他都是很配合的对象。

这一次，邓福江在雷波马颈子一户“容留者”家里呆了3个月。因为当地又在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他又被交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邓福江在此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甚至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这次回来，邓福江的眼睛瞎了一只。

村民认为，在当下情况下，邓福江的失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他是五保户，但由于不会花钱，五保费被存在村里，由组长给他买洋芋，再向村里报账。记者看到，两年来，组长给邓福江买洋芋的记录还没有写满半张纸。

相对而言，县城垃圾堆里总会有富余的食物，因此，邓福江更习惯出门自谋生活。

村民们指着他的背影说，如果有善心，就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否则，他再失踪，就只是时间问题。

 

编辑/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