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学到看病，从社保到就业，怎一个“外”字了得?近日，广州市长万庆良建议，用“新广州人”代称“外来人员”。在广州增城新塘“6·11”事件引起巨大震动的背景之下，这种改变称呼的建议，显示社会管理者对既存社会裂痕的思考，折射对社会管理矛盾的回应，也包含着对外来人员群体难得的“承认”。

　　承认也是一种政治，加拿大哲学家泰勒就曾提出“承认的政治”这一概念。的确，在现代社会，大到国家，小到地区，都不可能是单一群体构成。在这样的多元社会中，每一个群体，无论是文化还是权利，都需要被重视、被承认。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群体之间构成“对话”和“交融”的关系，而不会造成认同的失调和扭曲，带来深层的隔膜和“社会排斥”。

　　实际上，“外来人员”的称呼，本身并不必然会产生承认的鸿沟。正如被“外来人员”替换掉的“民工”一词，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被用来称呼为解放军部队输送弹药粮食、抬运救护伤员的农民，在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之中，这样的称呼，何来隔膜?

　　赋予“外来人员”以特殊含义的，是捆绑在这一词汇上僵化的社会管理制度。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被户籍固定在出身地，“户籍制度”这种本是用于证明公民身份和统计人口数量的方法，被赋予了控制人口迁徙、分配社会利益、保证整体治安的功能。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关系，“承认”都附着于此。

　　这样的制度，曾经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然而，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如水流活，从“打工”、“下海”到“北漂”、“蜗居”，越来越多人离开家乡，追寻致富、成功或是梦想。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推动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前行。以农民工为例，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农民工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至今已超过2.4亿，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奇迹。

　　户籍之“死”，让因社会之“活”而流动起来的人，无法得到承认。一个“外”字，因而承载了太沉重的内涵。在现实中，“外”字之下是各项社会权利的“内外有别”，无论是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还是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都是如此。在观念中，“外”字之下是群体心理上的“不认同感”：外来者不认同当地社会文化，而当地人也带着有色眼镜看外来者。当现实与观念中的鸿沟超越了心理的阈值，难免会产生如“6?11”事件这样的震荡。

　　可以说，不是“外来人员”这个称呼不合时宜，而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外来者需要被承认。将“外来人员”改称“新广州人”，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外来人口以观念上的承认，有利于弥合心理上的社会裂痕。但“新”同样是一个限定词，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将难免成为一个“旧标签”。

　　所以，除称呼上的“承认”之外，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的“承认”。按照万庆良的建议，“新广州人”应该享有与广州户籍人口一样的均等化服务，有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有对城市公共事务表达参与、监督的权利。这些，或许才真正是新称谓后的新观念。

　　在当前情况下，要拆除户籍这个“不承认”的藩篱，还不太可能。但是，户籍藩篱的拆除，需要的就是从公共福利和社会权利的均等开始。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户籍也就回归了本义。而这，或许是户籍改革的大方向，也才是“承认的政治”开始的地方。

 

 

编辑/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