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了，但“邵氏弃儿”事件至今仍无官方说法。有关方面轻描淡写的“仍在调查处理之中”，就把苦候结果的媒体拒之门外。

　　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湖南邵阳的十余名婴幼儿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计生部门还为他们统一改姓了“邵”，送进福利院，有孩子还被这些机构卖给他人。此事一经报道，如同一枚重磅炸弹，震动全国。面对汹汹民意，当地政府旋即表态“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提及的情况深入调查。然而，3个月过去，除了有调查组成员在媒体苦逼下非正式宣称“报道失实，‘买卖婴儿’情况不存在”的话，当初承诺的“公开发布调查结果”，俨然成了空头支票。

　　调查需要时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媒体“有图有真相”的调查报道之后，公众之所以还能耐着心等待官方调查组去查个底儿清，也是明白“兹事体大”。何况，媒体报道只是掀开盖子、提供线索，需要有公权力的政府介入“接棒”，这既是调查深入的必要环节，也是政府部门的应尽之责。然而，3个月、100天，仍得不出结论，让人忍不住追问：究竟是调查能力太差，还是相关部门压根儿只是把“调查”当成一个应付公众、敷衍舆论的挡箭牌，“金蝉脱壳”、躲避风头的一记花招？如是前者，关乎执政能力，若是后者，更涉及执政理念。

　　告别了那个“我不说，世界永远不知”的年代，这些年，中央明确要求信息公开透明，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回应社会关切的重大热点问题。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遁词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一些地方和部门回应的态度有所变化，不再是鸵鸟躲藏起来，也不再当刺猬正面树敌。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湖北樊城区法院院长开房视频”风波，还是云南昆明“官员艳照门”丑闻；无论是湖南“邵氏孤儿”事件，还是广东汕尾“最牛烟草局长”问题，面对一些民众关注的公共事件，当地相关部门和机构回应公众的速度加快了，很多还表示“介入调查”。比起前几年有些部门只管“辟谣”或是驱赶甚至跨省追捕，无疑，这是一个进步。

　　然而，追踪这些事件的后期走向，又让人乐观不起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正视问题、彻查问题、问责处理、釜底抽薪的决心和行动，仅仅是把“应付回应”当成危机公关，把“调查启动”当成缓兵之策，以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希冀在拖延中等待舆论自动降温。实在抵挡不住公众媒体的穷追不舍，就草草收场，或是宣布举报失实，或是大玩文字游戏，以至于“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现象屡屡发生。

　　从社会学与传播规律看，无论公众还是媒体，确实存在“选择性关注”、“选择性遗忘”的客观现象。就像因为“达芬奇”，郭美美只红了两周；因为赖昌星，“达芬奇”只红了一周；而因为动车追尾，赖昌星只红了半天。作为民主社会建设中的组成体与参与者，公众与媒体有必要提醒和要求自己“不放弃”、穷追不舍“下文”，但媒体的舆论监督无法替代公权力部门的调查，更无法依法问责。拥有公权力的政府机构，面对这些公共事件，有什么权力敷衍塞责，有什么借口“转移视线”，有什么理由“能拖则拖”、“能混则混”？

　　说到底，这背后暴露出的，不仅是相关部门严重缺失的媒介素养，更是政治责任和执政理念的严重匮乏。如果真正抱着回应社会关切、把每一起舆论事件都视作推进政府治理的一次起点、一个支点的话，“邵氏孤儿”事件怎么可能调查3个月都拿不出一个结论？广东汕尾“最牛烟草局长”在各方举报材料翔实的情况下，调查10个月居然还“说不清楚”？就连湖北樊城区法院院长与女纪检书记“开房视频门”那么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纪检部门介入了近两个月怎么都无法对外公开？

　　“介入调查”是公共事件的一个拐点，也是推动当地治理的新支点，绝不是摆平媒体、平息舆论的终点。无数事实表明：如果有关部门只是把“调查”当作一种托词、一种技巧，无法向公众提供真相，更无法彻查处理事件，其损害的，必是政府的“无形资产”，也必会被公众和媒体“选择性盯住”。

编辑/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