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铁林，中纪委监察部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监察局官员，曾担任中国农村工作通讯杂志记者、编辑部主任；公益时报总编辑。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召开了十五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下达以后，全国各地纷纷贯彻落实，出现了新一轮的农业投资热潮，广大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他们说：“这回又让俺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这种情况说明，朱镕基政府新出台的农业政策既符合农村实际，也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确实是治国安邦的良策。
但是，朱镕基新一届中央政府推出这一深得民心的农业政策，在执行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些地区的乡村干部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对抗中央政策。关于这一问题，中国著名社会问题专家党国印先生最近做了如下分析：
他认为目前乡村已经出现了一个权势阶层，包括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大款”、一部分乡级官员(其中包括乡村信用机构、粮食收购机构、公安司法机构、土地管理机构、民政机构)等能对农民行使收费、罚款权利的所有阶层，他们有权利、有地位、有经济实力，使当地老百姓对他们既怕又羡慕、妒嫉，甚至仇视和愤恨。近年来，这个阶层手中的筹码日益加重，阵容逐渐膨大，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他们不但与中央利益发生矛盾，更与当地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在中央目前对农村的五大政策上，这个阶层采取了公开的抵制甚至对抗的态度，成为农业政策在执行中的主要障碍和梗阻。
权势阶层对抗土地延包政策
全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及时作出决定：土地承包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但是一些乡村干部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源，也不便于借土地发包来整治农民。他们热衷短期承包，频繁调整，与中央规定的“大稳定、小调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背道而驰。他们喜欢搞“双田制”、“机动田”和所谓的“规模经营”，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山西省孝义市贺村党支部书记王清礼刚一上台就废止了村里刚刚与农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把村里的土地打乱重分，并公然说：“中央要求承包地三十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他这么一折腾，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热情陡然下降。一些村民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从此这个村的粮食产量年年下降，出现了大片撂荒地。全村出现八十七家无粮户，过春节靠政府补贴救济才度过年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中央明确规定预留机动地不能超过总耕地的百分之五，而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却在机动地上做手脚，通过扩大机动地，高价发包，来增加干部的额外收入。河北省定州市二十五里铺村原党支部书记武振京公然无视中央规定，把机动地提高到百分之十三，并扬言，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
对抗粮食收购政策
中央为了稳定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专门制定了粮食保护价。但全国各地都有利益集团(国有粮食收储部门)不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却按保护价套取国家粮食收购贷款和财政补贴，这些“粮耗子”通过压级压价、虚开收粮发票等办法，上骗国家，下坑农民，使国家在粮食收购上沉淀的资金高达数千亿元。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粮库职工穆成因议论本粮库“粮耗子”问题，而被粮库主任李志串通公检法机关将其逼成精神分裂症，至今人事不知，长期住院，其母气绝身亡，父亲气成脑中风半身不遂，其妻到外鸣冤申诉，而无人受理，告状信全部落入被告手里。去年六月一日，国务院发布《粮食收购穿例》，明确规定，必须实行户交户结，保证农民得到实惠。而河北省定州市明月店镇许多农民反映：实行家庭承包以来，他们年年向国家交售粮食、油料，但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都被村干部以“三提五统”的名义扣留了。
抵制财务公开的规定
九八年春季，农业部、财政部联合通知，要求农村必须实行财务公开。同年十月份颁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又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但一部分地区的村干部害怕群众知道他们的花钱老底，不敢搞真正的账目公开，而是搞那些谁都看不懂，谁都看不清的假公开。去年八月，河北省巨鹿县南花窝村广大村民因本村不搞财务公开，而集体上访，自发组织集体学习《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 法》，这一行为触怒了当地乡村干部，他们上报县里，出动大量警察来围捕，鸣枪抓人，对带头“闹事者”予以拘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村民代表长达二十多天，每天收取七十块钱管理费。这些干部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农民上访，谁敢上访就宣布他违法犯法。目前该村两个主要上访者仍在被地方官员追捕之中。
抵制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近年来中央政府几乎每年都出台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是农民负担却屡减不下，成为近年农村问题的焦点。中央明确规定，农民负担必须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之内。但有些地区的干部为了提高他们的敛财标准，就是这百分之五上大作文章，他们通过虚报产值，抬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来增加这个百分之五的绝对值。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大量的乱收费和罚款来增加额外收入。这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开销和主要收入不是来自财政税收，而是靠他们在农民身上多提留、多摊派、多罚款。重庆市梁平县民安村村民罗昌荣因拒交过重的统筹提留款(三百元)，就被乡干部活活打死。把价值三百元的东西抢走，到镇上大吃大喝，挥霍殆尽。据梁平县一位领导透露，该县吃皇粮的干部达一万八干多人，去年县财政新增赤字在一千万元以上。养干部的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乡村干部在最根本的利益上，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形成公开的对抗。据统计，近十年来，全国财政仅增长一点四七倍。另一个数字也表明乡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一九九六年安徽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务时，从二千个行政村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一千余人，涉及金额三点二亿元。
破坏保护耕地的政策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保护耕地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但是近年来，许多基层干部把土地作为生财之宝，通过出租、倒卖土地来牟取暴利。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给农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后患。广东省吴川市大山江县政府在没有办理国土局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将四千亩耕地卖给吴川交警大队，一笔赚了四百九十八万兀，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后，没有任何生活保证，成为流浪者。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消息说，九七年中国确定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没有实现。一年失去二百多万亩耕地。
如何削减农村权势阶层的实力。如何改变农村政策的中梗阻现象，有关专家最近提出了五条对策：一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让政策法规深入人心，深入到户，提高政策的公开度和透明度，防止出现任何干部截流、“贪污”政策的现象，建立政策法规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机制。二要精简机构。如果不给庞大的农村干部队伍消肿，要想把中央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贯彻到农村去，就是一句空话。三要给农民完整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使过去管理他们的大批干部成为多余的人而被裁减掉。四要改革农村人事制度，今后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数量必须由上一级政府根据国家法律规章来核定，乡政府不能自聘工作人员。五是改革农村财务一体制度。实行费改税，将各种提留统筹款变成正式的税收上缴，让村干部也吃“皇粮”，断绝他们吃提留和罚没款的后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纵深阶段。随着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看来是不搞不行了。
原载于香港《广角镜》1999年第1期
编辑：丁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