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政策岂容打折扣
作者简介：张铁林，中纪委监察部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监察局官员，曾担任中国农村工作通讯杂志记者、编辑部主任；公益时报总编辑。
编者按：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首要的是靠政策。历史经验证明，农业的丰收与歉收、增长与下滑，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农民积极性的高涨与低落，又取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程度。因此，广大农村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去贯彻执行，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更不允许抵制和抗拒。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经常遗憾地发现，在农村个别地区，少数基层干部胆大妄为，执行中央政策大打折扣，甚至公然对抗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央政策在这些地方成了一纸空文，本期我们“曝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前不久，河北省定州市明月店镇二十五里铺村的群众代表向编辑部打电话反映说，该村在去年的夏粮收购中，不仅没有执行中央“户交户结”的政策，而且对国家购粮标准随意加码。全村农户不管人多人少，无论交多少斤公粮，售粮款一分也拿不到。群众开始逐级上访，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威胁村民说：“谁敢上告就整谁!”800多村民被激怒了……
记者闻讯来到二十五里铺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采访，发现二十五里铺村不但拒绝执行中央去年夏粮收购“户交户结”的政策，而且还对抗中央关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稳定、小调整’’和“机动地不超过耕地面积5％”的规定，随意扩大机动地，搞高价发包。此外，该村在财务公开、小康村达标活动中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 去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粮食收购条例》明确规定：农民交售粮食必须实行“户交户结”，任何人不得代缴代扣。二十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针锋相对：规定全村必须搞“户交村结”，售粮款一律由村干部代缴代扣交“皇粮国税”，这在二十五里铺村忠厚善良的老百姓看来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事。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去年的夏粮收购中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会拿把椅子坐在镇粮站收购现场“坐阵指挥”，说什么是为了方便群众售粮，其实他不仅与粮站串通一气，要求粮站不给粮农现场结算现金，而且还委派村干部就地向粮农索要售粮单据，理由是村里与粮站统一结算方便。某些村干部甚至恐吓那些不愿交出单据的农户，还扬言说“(村民)若不交出单据，他们根本不可能从粮站领出现金(售粮款)”。对那些“不听武书记召唤”已把售粮单据拿回家的农户，武振京随后派人回村挨家挨户强行索要。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如若稍有不从，轻者即遭武书记一顿痛骂，重者便遭武书记一阵拳脚。村民都被打怕了，骂怕了，谁也不敢“滋毛”，因为武书记在村里家族大、有势力，在上头有后台，有根子。
二十五里铺村的夏粮收购工作早已“完成”，但村里的老百姓“除了交公粮什么也不知道”，就连“交公粮时多少钱一公斤也搞不清楚”。村里有一户姓温的6口之家，1997年向国家交售花生400公斤、玉米274公斤、小麦442公斤；1998年向国家交售小麦473公斤。可是这位农民在辛勤劳动以后，得到的是什么呢?她自己说“公粮交了这么多年(自打‘大包干’以来)从来没见过一分钱。”
去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委托粮食收储企业代扣、代缴除农业税外的其他任何税、费。”；“任何乡镇(村)干部也不得在粮食收购现场从事收统筹款、提留款及其他任何税、费。”；“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购粮食，应当即时向售粮者本人支付售粮款，不得拖欠。”我们要问：二十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凭什么公开抵制中央的“户交户结”政策；明月店镇粮站负责人又凭什么胆敢冒“就地免职”之险，愣给粮农打白条?
中央(97)16号文件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延长30年不变，预留机动地不得超过总耕地面积5％。武书记的对策是：不明确承包期是多少年，想什么时候调整就什么时候调整；预留机动地超过10％以上。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土地承包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充分调动集体和农民家庭两个积极性而确定的一项重要政策，各地在进行土地重新调整时，都应以此为依据严格执行，决不允许掺杂任何水份，执行政策走样。
二十五里铺村在去年夏秋之交，对全村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名义上是响应中央“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号召。调整时，村委会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大会。按照有关规定，土地调整的基本方案要在此会上制定，并且出台的方案要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同意方可执行。但二十五里铺村并没有就土地调整问题组织群众讨论，而是由武振京在会上直接宣布调整方案：只允许一人留一亩地，其余全部收归大队(指村里)；收归大队的土地作为机动地，由村委会重新竞价发包给村民。会上武振京的态度异常强硬，口气不容置疑。但他对此次土地调整的承包期是不是30年不变的问题却归根不提。当有个别胆大的村民对此提出疑问时，武振京当即大发雷霆：“谁说30年不变?哪个敢再说30年不变?”二十五里铺村现有耕地970亩，村民849口，按照这个方案调整土地后，全村共留机动地12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2.6％，大大超过了中央规定的机动地不准超过总耕地面积5％的规定，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也由原来的1.13亩下降到1亩。对这个调整方案，大多数村民当即表示强烈反对。但武振京威胁与会村民说：“今天谁不同意就不散会，就不允许谁回家吃饭”，最后村民在“以武书记为首”的村干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村委会的决定，进行了违规的土地调整。据群众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足足开了3整天，调整土地的当天还有一位副镇长现场“压阵”。
土地调整时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二十五里铺村村委会在把收归村里的机动地向村民重新发包时，由于大多数村民对武振京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都采取抵制的态度，故意压低土地发包底价，把原计戈n的“竞价”发包变成了“压价”发包。使村委会想通过重新发包多得3万元的“进贡款”的如意算盘打乱(但仍获得2万元的额外收入供他们任意开销)。 中央对这次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有明确规定：土地调整时尚未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原则上都不应留“机动地”；目前已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必须将机动地严格控制在耕地总面积的5％限额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时也曾明确指出，“一些地方，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多留机动地，搞高价发包，不论动机如何，都违反了党的政策，是错误的。”
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央的明文规定，使二十五里铺村的老百姓充满了希望，但武书记的所作所为却让他们感到心寒。
去年年初，国家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农村普遍进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村委会必须实行财务公开。以武书记为首的两委班子却如此公开帐目：让谁都看不懂。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指将村民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以及村里的重大事项及时向村民公开，让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曾一再强调：“要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人们常说，“山高皇帝远”，然在距离北京只有200公里的定州市明月店镇二十五里铺村，对中央的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的呢?请听听二十五里铺村群众的意见：村民武抗战是二十五铺村的前任老会计，他曾先后在村里从事会计工作20多年，是众多村级财务会计中有会计证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他对村里搞的财务公开栏颇为不满，认为这完全是愚弄群众，从表面上看，财务公开是搞了，但公布的内容谁也看不懂。这其中必有奥妙，必定有鬼!他还认为，财务公开是把村里的现金一笔一笔地“摊”给老百姓看，或具细张榜公布现金账，而不是简单地列出收入与支出，甚至还夹着一些“杂支项目”类的含混帐，那根本不叫财务公开，而是对上级检查的应付，对全体村民的愚弄。记者听许多村民的介绍，这位很内行的老会计前几年早被踢“下台”，就是因为他为人耿直、原则性强，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上台后感觉到“处理财务问题有些不方便”。
搞了20多年村会计工作的老会计看不懂村里“明白墙”上的财务公开栏，明白从何而来?明月店镇镇长对此的解释是：近年来会计记帐统一使用了新方法，老会计看不懂财务公开栏确属“事出有因”。此话听起来似乎没有毛病，但只要仔细想一下，我们就不难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你采用多么先进的记帐方法，既然老会计都看不懂的东西，你公开它有什么用呢?
中央发布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农民上缴的“三提五统”和其他各项费用不得超过上年纯收人的5％。武书记的招术是：弄虚作假，在“拔高”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做文章。1997年二十五里铺村村委会向上级递交了《小康村申请验收报告》，村委会在报告中写道：二十五里铺1996年人均纯收人达到2717元，其中80％以上的户人均纯收入达2400元以上，除此之外其他达标条件在村委会的描述下也都符合国家小康村标准，于是，二十五里铺村在1996年底便突然间成了“小康村”。吹出来的“小康村”给农民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烦恼，不是富裕，而是一天比一天沉重的负担!
首先是村民上缴的统筹款要按这个小康标准来核定，这使农民的负担无形中加大，甚至翻番。而且在这个虚构的标准上再提高两三个百分点，达7—8％，使全村的统筹提留款超过14万元。村民们对以武书记为首的村干部这种做法深恶痛绝。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村民的实际纯收入根本没有达到2700元的标准，村里仅有极少数村干部和在外经商的农户达到了2000元以上的标准，这部分人不足全村农户总数的6％，而且还有相当比重的农户因缺少致富门路甚至连1000元都达不到。其次是村主要干部在日常开支中为了显示小康村的阔气，与其他村盲目攀比，花钱大手大脚，经常大吃大喝，村里仅有的一点儿资金没有用到发展村的集体生产上，从而使村子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二十五里铺村的民宅、道路、树木都没有一套统一的规划，民宅错杂，街道不整，树木零乱，根本不符合国家小康村的标准。
明月店镇二十五里铺村被吹成了“小康村”，这对乡村干部来说是一大“政绩”，而对村里的老百姓来说则是沉重的负担，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减轻农民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政策。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地考察领导班子和干部实绩时，不从实际出发，单看经济指标，对弄虚作假者，不仅不检查、不追究，而且还加官晋级，给予重奖。二十五里铺村的这种“村子达小康，群众却遭殃”的怪现象，就是这种“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腐败之风的典型产物。它损坏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还发现，二十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武振京除了敢抵制、对抗中央农村政策外，还敢触犯法律。在去年土地调整过程中，他就曾违反《森林法》强迫村民将原承包地上的未成材林砍掉 (全村共砍伐树木1109棵)。然而这宗严重的毁林事件尽管有大批群众连续上访，却只得到定州市林业局向村民收取罚款5000元的处理结果，而武振京本人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现在村里的会计员、出纳员也开始揭发武振京的经济问题。广大村民一致强烈要求清查武振京任职期间究竟挥霍了多少公款。
最近记者获悉：明月店镇党委已对二十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作了“妥善”处理，宣布同意他俩“辞职”。可是据新上任的书记、主任反映：直到今天武书记手里还攥着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治保委、村财务五块大印。看来二十五里铺村至今仍然是武书记的“一统天下”。
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在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公然对抗中央的农村政策，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足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农村工作通讯》1999年第2期
编辑：丁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