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洛阳性奴案确如目前报道的，可以说此案离谱，但不离奇。

　　正如越是残忍的国度，人们越热爱死刑，热爱死刑的人们总是认为屠刀应该砍向那些伤害他们的官贵，而遗忘了残忍的国度，屠刀主要砍向的恰是无权无势的弱者。

　　也正如越是残忍的国度，人们越是高唱“乱世用重典”，而遗忘了“重典得乱世”，恶与善一样，都具有互动性，喜好残忍的国民既不尊重别人的自由和生命，轮到自食其果的时候也未必能醒悟，即使能醒悟通常也都晚了。

　　嗜血奴瘾症，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症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人类其实害怕自由——就是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在面包和自由的二选一中，通常都是面包胜出，这符合人性。像亨利.帕特里克这样“不自由、毋宁死”的人并不多见——反照之你我，其实也如此。已故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曾说，人有时不免于做奴隶，但不能心甘情愿做奴隶，不然便是奴才。

　　在李浩和他绑架的六个女人的惨剧里，有两个女性死于非命——其中一人是因为不服从而死，为自由而亡，另一位则死于争风吃醋时被谋杀。而其他四位被囚女据说与李浩相处甚欢，并为讨好绑匪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已经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

　　这很奇怪吗？从人性角度、从普遍的心理角度看，一点都不奇怪。当人们服从并习惯于一种奴役生活之后，人的一切伦理行为都以接受奴役为基础，虽然亚里士多德谈伦理的时候明确说奴隶没有道德，因为自由是道德的起点。这一观点成为西方伦理学的基础常识，人只有在其意志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要求他/她去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康德伦理学中的三大悬设就包含了自由意志——也就是他不对此进行论证的。问题在于，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惨剧发生之后，纽伦堡审判对人类提出一个新的要求：附从作恶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人类的良知，对于任何一种突破人类底线良知的胁迫性命令都应该拒绝，应该基于良知而拒绝。

　　然而，伦理要求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甚至可以说，正因为现实的残酷，才会有这样的要求，而回到现实，这样的要求通常又是很难实践——它常常需要实践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代价之大甚至到付出生命为止。

　　有人会说，那六个女孩难道不会组织起来勇斗绑匪吗？组织——当然对的，但这只是个理想，只有肯为自由而牺牲的人才有可能去组织——她不怕被同伴出卖，也只有为了自由肯担风险的人愿意参与这一组织，问题是：谁肯走出这第一步？相互间信任从何而来？羊群效应具有最初的冒险性和随后的稳定性，第一个不服从的人死了，后面的人就很难有作为。

　　于是，接下来的就是无论李浩还是被囚女都越来越将奴役和被奴役正常化，甚至被囚女之间还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李浩帮助一方杀害另一方。被囚女们纷纷将绑匪视为“大哥”、“老公”。在这一奴役与被奴役的生存状态中，性奴们对绑匪服服帖帖——即使最后逃跑并报警的那位也得暂时忍受这样的生活——以便获得较好的待遇，另一方面，性奴们之间，却又勾心斗角，谁也不信任谁，唯一信任的就是绑匪，他是安全感的来源，他是衣食父母，这是有限的可得资源所产生的竞争心理所导致的结果。

　　有高墙和铁锁的囚禁，至少还令人时时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然而，另一种屏蔽真实信息的看不见的高墙以及无形却时时存在的铁锁，因其没有那么直观的逼迫感，使得人们久而遗忘自己的奴隶身份，当有人意识到奴隶身份而试图结束这种生活并且反抗奴役时，久为奴隶从而已变成自甘奴的人们，就会厌恶这种可能带来不稳定状态的行动——第一位不服从的性奴不就被杀害了吗？

　　大约2500前，地中海海岛上一个小城邦的一位将军对着他的人民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要自由才能幸福，要勇敢才能自由。”其实，自由未必就幸福，自由面临着选择，面临着诸多不确定，自由只是幸福的基础。自由未必幸福，但没有自由肯定没有幸福——除非以奴隶生活为幸福，以自甘奴生活为福祉。然而，幸福不可能从天而降，作为幸福之基础的自由也不可能从天而降，奴隶们只有勇敢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成为自由人。

　　最后逃脱并报案的小晴是勇敢的，她获得了自由，也帮助其他姐妹获得了自由。洛阳性奴案不是个隐喻，也不只是这区区一个绑匪和六个女人的故事，而是千百年来，数十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的故事——当然，故事还在继续。

编辑/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