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脚印——写在六十三年日记前面
一、
六十三年日记摆满一个书架，按年代分了六层。最上面第一层是从1948年11月8日开始的包括五十年代的日记；第二层是六十年代日记；第三层是七十年代的日记；第四层是八十年代日记；第五层是九十年代日记；第六层是二十一世纪十年日记。这六层日记正和我一样的高度。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已经逝去的我的生命。
这是六十三年，是两万三千张日历聚集在一起，如秋风把落叶扫落，归成了一堆，它们将要化成灰烬了吗？
我常常站在日记书架前面，看着日记深思。我感到自己的幸运，我生在这样风云变幻的时代，我经历了多少苦难，品尝了多少辛酸：我是共和国六十年各种政治运动的参加者，是共和国历史巨变的见证者；我虽是一棵小草，草根却在祖国大地泥土里，头顶过多少风雨雷电，吸吮过多少血泪汗水，品味了多少历史的艰辛！我生正逢时，不早不晚。前走的人没有我后面的经历，后来人没有我前面的历史。我为自己的经历而骄傲自豪。
因此，我个人就特别珍惜自己的日记，我走过祖国许多地方，工作在哪里，便将日记背到哪里。如果把我留下的脚印罗起来，我活到今天近八十年了，脚印该有几层楼高呢？如果把我走过的路连起来，又该有多长呢？那些脚印早消失了，而日记留了下来。
这里有我多少青春的梦？我曾有过多么美好的梦想啊！是梦引着我前行，是那样真诚，充满激情，一个梦被现实打碎，又有新的梦出现。六十多年的梦记在这里了。面对着一生的美梦和噩梦，我不由得流下了泪水；我看着这一百多本日记，最早的是黄色的草纸，到印着朱毛像，和共同纲领的刚解放时的日记；再到越来越精美的日记本，再到今天用电脑写出的日记，日记本身就看出时代的巨变了。
我的几位大学同学，当今的著名学者，多次对我说：你的日记很值得录下来，也许它比你一生写的所有作品都更有价值。真的会这么有价值吗？
我只知道，打开日记便看到了许多名字，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前辈，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事，这些名字，有的让我记起他们的面影，有的是只有名字却想不出他们的样子来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在人间是永远见不到他们了。
可如果我自己不录下来，这些日记将来会装入一个箱子里，如我搬家时装入木箱一样，它将会变成没有用的废纸，失散消失。就如同我进入骨灰盒一样化成灰烬吧？
我有了将它重录下来的想法，如同枪救历史。可又想，后人会看这些文字吗？现在他们正忙碌于自己的生计，为自己生存奔波，他们在写自己的历史，没有时间去看这些陈年老事了。他们对历史不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眼前的日子。
不去管它吧。我要重新录日记了，开始这个大工程了。趁着我还年轻，趁着我还有精力。我要重新过一次人生，将我一生的经历和思考留下来吧。我想提供给未来的学者，大手笔的作家，提供一个人的历史素材，也许会完成一部巨著。就如同我死后，不留骨灰，而将遗体捐赠社会，让社会解剖它，也是一种最后的奉献吧。
二、
我的日记包括两部份，一是文日记，一是诗日记。我从1949年开始写诗，到1999年五十年，共写出诗近三千首，其中为发表而写的诗一千多首，发表出近千首，大部诗是写在日记里，是不能发表的。我从2007年完成长篇传记《血色家族》后，便开始整理这些诗作。到2010年有三年多时间录入电脑里。全部诗分四卷。总名《心史——1949到1999年的诗》，这是我心灵的历史，收入诗二千五百多首。第一卷：真诚（1949-1960），收录我中学时代的诗和在北大读书时写的诗。第二卷：激情（1961-1979）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文革结束的诗。第三卷：沉思（1979-1984）是我平反后到河北省反不正之风结束后的诗作。第四卷：觉醒（1984-1999）是我反不正之风斗争使开始觉醒，到1989年后真正觉醒后的诗作。
我在《心史》的前面写了一篇自序；按编年史每年有当年的历史档案，是根据日记写下的大事记。
最重要的是文字日记。我算了一下，有一百八十本，约千万字。
我的友人说，我的日记比我写出的作品更有价值，主要的原因是真实。就如同我的诗。我为了发表而写作的诗，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是必须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才能发表的。这就存在不真实的问题了。我在1955年7月到1956年9月曾休学一年，回故乡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我每天都有日记。我写的诗，全是歌功颂德歌颂合作化运动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为了农民的幸福，大力宣传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而真实情况是农民被强迫入社，便开始生活在怕挨饿的恐惧之中。我是用诗批判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的，这是虚假的纪录，但对我当时的思想来说，又是真诚的。历史是无情地嘲笑了这种真诚是因为党化教育的结果，只在回到入社前的状态，将土地归还了农民之后，才真正有了农民的欢笑。那些写“不能走那条路”而出名的李准兄，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兄，面对历史应有更深的感受吧！1961年，浩然兄为我和沈仁康送别，我去东北，仁康去广东。浩然向我们谈了他的树红旗的写作法，他说，我在农村见到的村干部不少是恶霸欺压百姓，我便正面树一个好干部，与现实反向写作，这样才能发表，也才符合党的要求啊。我写诗，自然也是要歌功颂德才可发表，所以这发表的诗，反而不如没有发表出来的诗更真实了。
六十年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的所有文学作品，有多少是真实了中国现实的呢？从历史角度，有多少能够站得住呢？除去有认识价值，认识我们的作家曾经历过这样的不能写真实的历史悲剧之外，还能有让后人认识历史的作用吗？
由文学，我想到了历史。中国历来的正史和民间史之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如刘少奇说的，历史将由人民书写。有人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那是将当时的报纸上的新闻汇集起来的历史。然而，我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说过多少谎言呢，说过多少照当时党的要求说的话呢？这样编出来的日史，有何价值可言？如1958年的说谎充满报纸不说，就是在饿死几千万百姓的1960年，可见过一篇为百姓说话的真实文字呢？现在有人号召，要求干部多读历史，特别是中共九十年的党史，这是很重要的要求。但我不免怀疑起来。就以建国六十年来说，有哪部历史写了六十年的真情？如果读的不是信史，而是说谎话的历史，怕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如果一个民族只有说假话的历史，没有真实历史，这是很可悲的民族。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这个镜子要真实反映历史。如果这是一个哈哈镜呢？不让真实反映历史的著作出版，不让民众了解历史真相，就无法探求真理。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科学的历史观，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上。
最近，我读了几部写六十年记忆的书。这是中信出版社的《共和国记忆60年》系列三部。应当说，这是三部不错的书。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们仍不能照历史本来面目说话。这只有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后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吧。
因此，我想到经历者的日记的重要了。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示人，只是纪录个人的见闻体验，也只有在这里，才保存了历史真实的面目。当然是有局限性的真实。如果更多亲历者都有这日记，便有可能展示全面历史真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日记录出，便是一种历史责任了。
三、
我的日记，纪录了我经历的历史。它分成这样一些部份。
1、 从1948年开始的日记两册，当时是在解放区的一所专为战争培训干部的冀中第一中学读书所写的日记。记录了欢迎大军南下，送老师南下，参加保定举行的庆祝建国的火把游行，中共党支部公开等内容。我记下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的欢喜，记下发生产热情的高涨。我亲自经历了三反、五反，并亲自参加了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他看老虎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新中国最初的四年，是最好的年份。
2、 1953年冬实现粮食统购统销开始，我第一次听到农民对党不满的呼声。我第一次为民请命，将强迫卖农民食粮的情况给省委写信。1954年我考入北大，1955年，我休学回农村参加合作化运动，我亲自组强了一个合作社。我的日记写下这一年的生活，记下了强迫农民入社的艰难。1956年，初级社转成了不再土地分红的高级社，农民内心的痛苦，从此，他的祖辈用血汗浇灌的土地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刚从地主手里夺来的土地又不再是他们的了。这一年粮食减产，没有看到所谓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越性。然而在我写的诗里却拼命歌功颂德，歌颂合作化。1956年，我发表了三十多首这样的诗作。9月复学，编入北大中文系1955级。开始了大学日记。
3、 1957年，我的日记在反右运动开始，因为恐惧而将五六月份的一些日记撕毁。第一次感受到以言治罪的恐怖。我因写出自己命运的长诗在北大全校纪念七一的大会上诵读，而使我幸免于难，没有划成右派分子。此后，自己写出痛心的检查，向党交心，成了党的驯服工具。1958年，我成为北大校园的红色诗人，写出无数篇遵命诗。十三陵水库劳动时，成为鼓动员。以后大力宣传总路线，欢呼共产主义的到来。1959年，回到故乡再次为民请命，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因和彭德怀唱一个调子而在北大反右倾学习中成为批判对象。1960年北大毕业鉴定上写上我“任彦芳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而结束了我的大学日记。
4、 1960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全国文联是喜事。但这一年，我的大舅，二祖父因饥饿而死却是一生之痛。我无力救他们。我曾要求下乡与人民同甘共苦，但没有批准。1961年，我出关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关东十八年的日子。1963年，1965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一是在故乡容城，四清中遵命写出鼓吹阶级斗争的河北梆子剧《三夺子》，剧团演出二百多场，因此剧而让乡亲们知道了我。我写出了四清日记。1964年，焦裕禄逝世，因我早与他相识而向长影提出写关于他的电影剧本，1965年我被批准来到兰考生活，以后参加了兰考的四清，我写出了兰考四清生活日记和采访日记。1966年2月，我写出《焦裕禄之歌》长诗在《文汇报》以三个版面发表，这是我最有激情的年月，以后参加了文化部的电影创作组，惜没有完成，因文化大革命而流产。
5、 十年文革，我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集团。我开始还有日记，后来便不能再写，五年多的被审查，留下的六十万字的交代，在我平反后退还给我，可以代表文革的日记了。
6、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是我复活后的十年，是我思想最活跃的十年，也是我写作的又一个高潮。我完成了生活的战略转移，从东北大地回到了河北故乡。这十年内，我写出了五部电影剧本，歌剧两部，电视剧录制一部，出版诗集两部，剧本集一部，纪实作品两部，电影拍摄一部等。这十年更难忘记的是我以对党的信心投入了一场历经两年之久的反不正之风的艰难的斗争，我受到领导的打击报复，直到高扬同志派来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后，才有了根本好转，在省委和人民日报，中纪委的支持下，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之后，高扬同志让我跟他一段，对我思想起到了重要影响。这十年，我的小女儿从病魔中解放出来，上了小学，并成为多次得奖的小诗人。1989年我再次转移，从河北省回到了北京。
7、 我到北京迎接我的是以反腐败为内容的社会风潮。我记录下我的所思所见，留作历史对这段生活、思想做出评论。这之后，我的灵魂又一次觉醒，也进入了更深刻的思考过程。我从此不再写诗，而转向写反映人民呼声的纪实文学。我的日记便成了这些作品的内容。以日记为素材，到今天写出了二十部纪实文学作品，这便是这二十年的成果。这二十多年来，我的日记一天不断地写着，还有更多内容没有化成作品。反映我到北京后生活的作品出版的有《人怨》、《民怨》、《魂怨》、《追踪劫机犯》、《清和世界》、《大海的儿子》等，将以前日记写出的作品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寻找燃烧的青春》等。
8、 2004年开始，我开始写两种日记，一是电脑日记，一是纸页日记。直到今天仍在坚持两个日记写作。生命不息，日记不止，我将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四、
2011年2月，我来到美国纽约。我带来了十年历史的脚印，是我最值得先录下来的日记。从1979年到1989年，共有二十本。
我从2011年4月15日开始录入1979年日记，每天有一小时录入时间，可录五天，两个月录入完一年，到8月20日录完1980年，开始了1981年的录入。没有想到突然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录入工程便停下来了。
有朋友知道我录入的难处，便给我想办法。南京作家赵锐女士写信说，能不能请别人帮助你呢？你能不能搞一个扫描器，以减轻你的负担呢？我离开大陆时，有友人晓明曾找高中生帮我录大学五年日记。很遗憾，二十一世纪的高中生，不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日记的字。他们不知道当年的生活，也认不出字来。只有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写的日记自己再重新用电脑录入吧。
越录日记，心情越激动。过去的日子重新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朋友在眼前出现了。有的还能记起他们的模样，有的竟只有名字，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了。不管是谁，我都心存感激，就在这两年时，我得到过多少人的热心帮助啊。我思念他们，他现在何处，身体可健康，心情可快乐？有多少事，如果不是日记，我早就忘记了。现在又重现在眼前了。这是一种享受，是别人难以体会的享受啊。
但是现实的生活更多彩，不能丢掉对现实的纪录，我在纽约一边写现实，一边录过去。过去的两年，竟录出了三十万字。现实的日记写出四十万字。我就要回国了，今天抽时间，写出这八个月的小结，写给关心我的朋友们。
说给朋友，我的一千多万字的日记，如果只是自己录入，要十年功夫吧。也许有朋友会为我找到更好的办法。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愿与我的祖国奋力前行，我在日记里会继续留下前进的脚印，如前辈高扬所预测的那样，到2023年，迎接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宪政的伟大时代！祝愿我和朋友们快乐健康，共同欢呼新时代的到来、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吧！
2011年9月——10月25日草
编辑/梓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