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
资料图: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
专案组到来时，“大部分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
2009年11月28日，重庆警察帅辉去世。20天后的12月17日，当地媒体开始以“因公殉职”报道帅辉的离世。帅辉生前为重庆市奉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因连续劳累突患心源性心脏病，卒年仅39岁。这也是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死在岗位上的第二名警察。警察殉职，本为警界常事。但帅辉的去世信息却是在20天后才被公开，也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先后作出批示，对帅辉早逝表示痛惜，指示要安抚好家属，妥善处理后事。 这一切的背后，皆因帅辉因公殉职时特殊的“身份”——重庆某打黑专案组成员。在过去的半年间，重庆打黑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全民性话题，其雷霆之势持续发酵，但背后关键发力者——打黑专案组，却一直不被人们熟知。实际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重庆警方公布的数字，打黑专案组有245个，涉及警员7000多人，散布于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各个区县之间。
日前，记者与侦办某赌博“大佬”的专案组成员进行了交流，通过十余名专案组成员的“现身说法”，力图揭开外界的诸多迷惑与质疑，让人们对这个被媲美好莱坞版“情报局”的群体，有更多了解。
今年6月初，陈雷(化名)及其同事们接到指令，来到重庆市渝北区侦办陈知益案件。这是一份“苦差”，专案组从几百里外的奉节来到主城，人地两生。
“只知道陈知益在当地有钱、有地位”，陈雷说，但是当专案组到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当地的公安人员似乎已不可信。
在后来的庭审中，这种说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公诉人在庭审中称，(异地调警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深挖“二杨”(杨全、杨鸿，本案的被告人)，并先后做过两次批示，第一次，办案民警阳奉阴违，未将“二杨”立案;第二次，大部分被告人提前从警方获知了消息，得以逃逸。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蔡书清充当了“内线”角色，陈知益案中，蔡因包庇黑社会等罪被起诉。蔡知情不报，“二杨”得到消息，杨鸿提前逃逸。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则愈发离奇。专案组调查得知的一个情节是，某天，蔡书清突然带着一个刑警来到了杨全开办的酒吧(后调查得知，该酒吧蔡亦有股份)，告之杨鸿的命案已经了结，公安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到杨鸿等人。
于是，杨全打电话把杨鸿叫了回来，蔡指着同来的刑警告诉“二杨”，“这就是负责你们案子的警官，今天要和他多喝两杯”。然后，在这个颇具“无间道”风采的氛围中，警匪酒吧“酒逢知己”，觥筹交错。
“公安局异地调警”，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打黑初始阶段的8月，据重庆警方通报，缉捕1544名犯罪嫌疑人，469名逃犯被从境内外追捕。最终，专案组去成都抓回了邓宇平，去云南抓回了陈知益，去武汉抓回了杨鸿。在陈知益逃跑前，蔡甚至还与其坐在一起“研究打黑”。
成员出发前签订保密协议保证未涉黑，一旦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责
陈雷说，他们都是由政治部统一选拔，选拔的标准最重要有两点: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其中，政治素质不过关的，坚决拒绝进人专案组，但其未说明具体标准。“专案组成员中有刑警，有派出所的民警，男女不限，不过大多数已婚”。
陈雷所在的陈知益专案组共有50余名警员，由奉节县公安局局长带队，随行的还有名副局长。专案组成员说，奉节县公安局局长，陪着专案组成员度过了4个多月。
“出发前，我们签订了保密协议。”专案组成员说，“保密协议”首先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次，无论是谁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即便是他们原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拒绝回答。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外，无论哪一级领导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专案组成员都要一律三缄其口。一般情况下，专案组成员也无需向领导汇报行踪;即使单位要开会，领导也只是问问:“方不方便回来?”
一旦违反纪律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事责任。乌小青自杀两天前，专案组曾召开紧急会议，一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
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的具体行踪透露给家人。专案组成员介绍，
出发前，只是告诉家人“出差”，其余的，什么都没说。“进了专案组，像进了情报局。”一名专案组民警的亲戚如此形容。一个在警方内部流传甚广的“段子”说，重庆市渝北区一个派出所所长半年未回家，妻子一怒之下找到派出所，要求跟丈夫离婚。 今年3月29◇至30◇，重庆市召开“平安重庆”建设动员部署大会，由此掀开了“打黑除恶”行动的大幕。在此之后的200多天，重庆“打黑”风暴愈发猛烈，热浪一波接着一波。有媒体说，重庆“打黑”就像一盆地道的重庆火锅，麻辣，够味……王立军，无疑是这盆火锅中的“秘制底料”。
王立军，1959年生人，蒙古族。他的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太阳升起”，“巴特尔”是“英雄”。
与王立军有过近距离接触的重庆警界人士描述，王立军外表温文，但内里铁腕，其铁面无情作风曾一度令重庆警界震慑。
《大地》周刊记者在文章中关于重庆公安局一次批捕会议的描述，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这次会议是全市公安局副处以上公安干部会议，王立军局长主持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
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
“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
据透露，此次会议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当时在场者，无不胆战心惊。
编辑/秦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