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现象绚如夏花社会道德寻觅常青
“好人”行为常态化需完善奖惩制度设计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虽然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需要我们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
在我们对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的同时，每个人应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
关注理由
2012年的春夏之交，“最美”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高频词汇。“最美”背后的感人故事，渐渐抚平“小悦悦事件”带来的社会伤痕。但是，“最美”的绽放，是否意味着社会道德已经回归？我们又如何让“最美”从高频变为常态？
视点关注
6月13日14时20分02秒，吉林省长春市363路公交车司机付秀丽开车行驶到同志街与解放大路交会处附近时，突发疾病，呼吸困难，却强忍病痛把车平稳停在站点，并转移乘客到后车，近60名乘客无一受伤，而她却被送往医院急救。
她被称为“最美女公交司机”。
从“最美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从“最美战士”高铁成，到“最美女公交司机”付秀丽……短短一个多月内，“最美”现象在全国各地开花，不断发酵。
有观点认为，这是继去年因“小悦悦事件”而起的“道德滑坡”之后，一轮强有力的“道德回归”。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春晨则认为，既没有“道德滑坡”，也没有“道德回归”，“最美”现象，只是来源于常态化的道德和文明秩序之中。
而常态化的道德和文明秩序，除了需要这些“最美”的英雄以外，更需要所有平凡人默默无闻地恪守职业道德，需要领导干部和处于权力岗位上的人做好践行职业精神的表率，也需要顶层制度在对道德行为的激励上有所安排。
“职业精神”成就“最美”
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让乘客下车。在身受重伤的生死时刻，吴斌完成了一个职业司机人生的最后一次驾驶操作。而这一次在高速路上接近完美的停车，保证了车上24条生命的安全。
正当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冲了过来，与前方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追尾相撞，被撞客车猛力冲向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危险瞬间，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以一个职业教师的本能，冲上去救下了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
“事实上，吴斌只是做了一个司机应该做的事情，张丽莉只是做了一个教师该做的事情，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职业岗位上，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坚守了自己的职业精神。”孙春晨说着，反问道，“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并感动万千人？”
“因为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中，有人并没有真正做到恪守‘职业精神’。”孙春晨以吴斌为例，说道：“谨慎驾驶、保证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专业司机的基本的职业要求。吴斌在肝脏几乎粉碎性破裂的极端情形下，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忍着剧痛，按照操作规程将大巴车停稳，这需要强烈的职业精神作为保障，而并不是每一个司机都能做到。”
孙春晨说，社会本应是从微笑开始，大家各自做好本职工作，按规则办事，所有岗位上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服务着别人，而在另外的岗位上享受着别人的服务，相互服务，相互信任。
“所以说要解决好道德问题，说难也并不难。只要90%的人，坚持做好本职，恪守职业精神，一切都会很好。”孙春晨认为，“那些英雄式的道德典范的确应该赞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平凡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利己也利人的行为同样应该得到鼓励。”
官员应起道德表率作用
在孙春晨看来，恪守职业精神，解决道德问题，尤其需要官员和处于有权岗位的人员起到示范作用。不过，如果官员没有恪尽职守，也会给群众带来负面影响。
“一个政府部门的科员，他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做好该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中，有个别科员可能就是不按职责给人办事，消极办公，试图从职权中置换出利益来。这样一个小科员，他可能就给群众心里留下了负面的职业道德印象。”孙春晨举例说，“个别官员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这种情况就会让群众对官员的道德水准失望。”
孙春晨向记者分析了官德败坏的危害：“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的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的腐败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
而相反，如果官员能在道德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应也极其之大。
今年5月25日下午，沪昆高速昌樟段大雨滂沱。漫天大雨中，一辆疾驰的小货车因刹车不及，将一名在高速路上行走的女子撞倒。此时，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从江西宜春调研结束后驱车赶回南昌，遂下车施救。
这一事件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评论纷纷褒奖官员见义勇为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正面意义。
道德秩序建设需制度保障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雷锋亲密战友乔安山在雷锋去世后的30余年里，以雷锋为榜样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不过，其中却有一幕让人心寒的故事，即乔安山在救了一名老汉后，却反被其子女污为肇事者，要求赔钱。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时而上演，给社会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观点是，绝大多数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要对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计算，只有在他认为收益可能会高于代价的时候，才可能选择这种行为。
因此，一件符合社会公德的事情，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成本如果太大，就会让群众采取与之相背的行为。
有专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在为缺少见义勇为英雄、在为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对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善行的完成，那么道德观则会被忽略。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兰州大学法学院学者俞泉峰说。
“我爷爷也曾经为这种事情困扰过很久，最后只能靠坚定的意志去克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至少保障‘学雷锋’不会有什么损失和危险。”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婷如今是雷锋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从实践雷锋精神角度，他向《法制日报》记者提出这样的建议。
孙春晨也提出，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激励道德行为。例如要完善道德的奖惩制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机制，保障那些平凡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微小道德之举的人，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对于具体的奖惩制度设计，孙春晨认为，可以在一些试点单位中，将实践道德行为的奖惩进行量化。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虽然个人的道德力量是微弱的，但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需要我们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因此，在我们对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的同时，每个人应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孙春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