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谈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放眼中国各地斑驳的墙上，迄今还烙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数十年过去，今日的幼儿园竟然隔三差五曝光出虐童事件：10月24日，一张浙江温岭幼师虐童的照片在网上疯传。一幼师拎着一个孩子两只耳朵提离地面近20厘米，孩子表情痛苦，嚎啕大哭，而该幼师脸上居然挂着欢笑，称是为了好玩；无独有偶，几天前山西省太原市一女童因不会算术题，遭幼儿园教师狂扇几十个耳光……往前或者往后，已经不是零星个案。

    有人说这是人伦道德问题，于是继续口水谴责；有人说这是法律问题，呼吁设立“虐童罪”；还有人说这是家庭教育问题，要教会幼儿自我保护，防止“狼外婆”一样的老师；教育部门说这是门槛问题，称“将出台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这些道理，当然都很有道理。真正的问题是，即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虐童的老师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吗？

   虚妄的道德是乏力的，立法依赖症是昂贵的，至于门槛云云，我们当记得这个背景——“虐童事件”发生后，温岭市教育局副局长滕林华回应，当地幼师实际持证率仅为40%，为弥补师资不足，当地幼儿园基本实行“先上岗、后考证”。东部沿海地区尚且如此，欠发达地区又会怎样？

虐童事件的尴尬与悲怆，某种意义上与当年或迄今仍存在“黑校车”是殊途同归的——因为公共供给不足，于是黑色或灰色产业滥竽充数。监管者也很纠结，严抓吧，可能连学位都保障不了；不抓吧，又隔三差五出现虐童风险。社会在反思校车安全的命题时，起码顺带着检讨了一下若干年前兴盛的小学“撤并潮”；同样的，我们对虐童事件的反思，显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师素养这个浅表层面。一个细节不容忽视：为什么虐童事件多发生在民办或私营幼儿园？为什么这些幼儿园基本多是中低收入者孩子的“母校”？

这些问题在泛道德主义口水之后，指向虐童事件的本质——即城市化进程奔跑太快，甚至没来得及把“内衣”穿好，于是在公共监督与公民参与意识渐次崛起的年代、在自媒体镁光灯的探寻与观测之下，才一次次闹出“露点”的绯闻。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将达到55%。而伴随着在城市化演进，各种民生需求不同程度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曾说，21世纪对于世界来讲有两个最重要的影响：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技术，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化的百分比化为更感性的数据：譬如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这样的速度与规模，在骄傲自豪的时候，也带来了纠结与压力——譬如足够的学前教育学位。

一方面，城市化过快，或者说，公共服务与供给赶不上城市化的步子，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就在前两天，广东省政府督学顾问徐建华也透露，2010年以前广州从事幼儿教育的师资力量有两万多人，这其中持证上岗、有资格证的占四成，没有评定教师职称的占六成。但在这样的现实下，如果“依法管理”，直接结果就是起码有大批孩子将“幼无所教”，这恐怕比虐童事件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还只是“想法”，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有效推进幼教的公共责任。前些年，幼儿园撤并售卖一度成为“改革”的全貌，在民营及私立幼儿园大举挺进的时候，公立幼儿园并没有茁壮成长，于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中低收入者聚集区，“廉价”而不规范的幼儿园成为家长不得已的首选，尽管都深谙“便宜没好货”的道理，但在“就近入学”原则及户籍藩篱制衡下，已经没有更多选择。加之非公立幼儿园以盈利为目的，至于幼师素养云云，与食品中的添加剂一样，只要监管阙如，就懒得真去关心。

此外，城市化在摊大烧饼的同时，对基本民生供给并没有明确而优先的财政取向。大学城林立，幼教却几无立锥之地；幼师等成为高等教育中事实上的“阑尾”……尽管今年以来，不少城市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扩建N所幼儿园，但这种“补课”的方式，并未彻底扭转整个学前教育失衡的格局。师资、政策资源、公共配置等，这是城市在奔跑中理性思考并前置解决的问题，却因为某种忽略而演绎成“人多校少”的供给顽疾。

    城市化当然无可原罪，虐童事件也无需放大化解读，但既然它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契机，起码当秉持公共理性，站在增益公共利益的立场，真正为孩子着想、为那些孩子的家长着想、为奋斗在城市的新市民着想——让这些不光彩的事件，成为纠偏公共政策的力量；并以此举一反三，少些扬汤止沸的逻辑，多些釜底抽薪的作为。

选稿/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