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高考为导向的校园文化中，树立一个“鼓动大家勤奋学习的典范”是教育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乡里的老师去县里，县里的老师去州里，教育资源一层层被往上抽，最后剩下的就是贫瘠的农村。
当山里孩子的机遇少到连奋斗的机会都没有时，又该怎么办呢？
就在一个多月前，那尊汉白玉雕像还矗立在来凤高级中学最显眼的位置。只是，雕刻的不是领袖人物，也不是公众偶像，而是一个毕业生。2012年，一个名叫杨元的男生以当地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一年后的4月2日，以他为模型的雕像在这座位于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民办中学立了起来。
“我就是要塑造一个神话。”校长周曼解释，“就像毛泽东时代需要雷锋，我们学校也需要一个精神偶像。”
如今，这尊价值七八万元的雕像，被锁在学校车库的一角。4月30日，“为考上清华的学生立塑像”的消息被网民曝光。5月2日，迫于舆论压力，来凤县教育局将塑像拆除。
处于风口浪尖的杨元一直保持沉默，他关掉了自己的手机，甚至注销了人人网账号。但在雕像被拆除的当天晚上，他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坐在清华大学操场的长凳上，他低头抠手，略显紧张地对记者说：“你在QQ上提到了来凤教育的现状，所以我想来听听你怎么说。”
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些以打工为出路的孩子，叫做“甩货”
现在，那尊雕像只剩下了黑色大理石的基座，孤零零地立在校门入口处，偶尔会有两三个学生在旁驻足。基座上用烫金的大字介绍杨元是“来凤近几十年来第一个全州理科状元”，也是“2012年恩施州唯一硬上线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
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发，大巴开上如刻刀般割进武陵山区的209国道，大概3个小时后抵达来凤。这个古代被称为“小南京”的商贸集散地，如今成了不通铁路和高速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杨元来自革勒车乡，在土家话里是“穷山恶水”的意思。在位于半山腰的破旧房屋里，住着将近70岁的爷爷和奶奶， 他们要照顾种着玉米和红薯的农田以及两头猪。44岁的父亲杨顺武常年在长沙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直到去年，他才把患有偏瘫的妻子接过去一起生活。
来凤高级中学分管招生工作的副校长薛德球第一次见到杨元正是在这里。他记得，当时中考已经结束，杨元还在铺满了数学练习册的床上做题。
“我保证你的孩子能够考上清华！”教了30年书的薛德球对杨顺武说。当时，杨元的叔叔甚至还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那是2009年，这所民办高中刚刚以招商引资的方式被引入来凤。此前，整个县城只有一所高中，在每年毕业的3000多名初中生中，只有不到1000个人能够继续读书，这意味着不少学生面临就业的问题。甚至，土家话出现了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些以打工为出路的孩子，叫做“甩货”。
“落后得不可思议。”这是周曼对来凤教育的第一印象。此前，他在湖南益阳市建了16所民办学校，“招100个老师比招1个学生还容易”，但到来凤的第一年，“26个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老师跑得只剩下了4个”。
另一个数据是，就在杨元考进初中的2007年，在这个有32万人的县，如果不算少数民族加分，只有7名学生的分数达到了一本线。
中国教育就是以分数来选拔人才，只有高考才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那尊有一人多高的雕像还镌刻下了杨元的出生年月和出生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只要走进学校，你就会看到一个平头、高鼻梁、白衬衣模样的“男生”，笑眯眯地注视着前方。
“从一开始我就锁定了杨元，我就是要造一个神。”校长周曼表示。
这个在汽车和办公室里都摆着毛泽东雕塑的湖南男人将教育视为“带兵打仗”：校园橱窗里对任课教师的简介被称为“拜将台”；管理模式是半军事化的全封闭式管理，学生一个月只有3天时间可以出校门；学生宿舍每层楼梯口都装有一个大铁门，天黑就上锁；高三的学生，都要搬到一座名为腾飞楼的教学楼中，这座楼的外墙面印满了大字标语，如“如果人生如茶，煎熬就是一种成全”，“除非每天完成一项不可能，否则休想走得更远”。
在这样的校园文化里，树立一个“鼓动大家勤奋学习的典范”成为周曼教育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杨元和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极大，他的成绩总是高于第二名四五十分。“学习最好的学生都不愿意留在县里，除非是家里条件特别差，只能孤注一掷来这里读书。”杨元的同学李岩（化名）解释。
来凤县教育局局长黄万国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要家里有点钱或者关系的，“都要举家移民到重庆，到武汉”，“能考出去就考，考不出去就买，买不起就要做好打工的准备”。
但周曼依然坚持。为了提高杨元的心理素质，他亲自到杨元的考场监考；学校带杨元到北京参观清华、北大；临近高考时，杨元离开了8人宿舍，搬进一个为让他安心复习而准备的单间；班主任陈满花专门为杨元做早饭，煮豆浆，并按照营养手册上的提示添加不同的维生素。
这场造神运动的最后一步正是立雕像。李岩记得，高考前周曼就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这件事，李岩还跟杨元开玩笑说：“你要有雕像了，以后逢年过节来拜拜你！”
周曼坦言，自己就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好学生，也很明白成就大小与成绩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但“中国教育就是以分数来选拔人才，只有高考才能让他们走出大山，在这个时代，我没得选择”。
他还一度考虑，给一个刚刚通过了中央戏剧学院专业考试的男生也立雕像，但“最后放弃了，因为学校必须坚持唯一的标准”。
来凤就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个状元能够改变的
虽然在5月2日，这尊汉白玉雕像被一辆叉车拆除，但杨元还是被人牢牢记住了。
“原来在这座大山里，没有想过还能有机会考上清华，现在觉得有点希望了。”一个名叫黄睿群的高一女生说。
她的同学田朋雨也想起，姐姐曾给自己写信鼓劲儿：“弟弟你要好好读书，多帮父母做事，以后要上清华，那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在他入学后，他的父母来到县城，住在一处只容下两张床和一张桌的出租房里，一边打零工一边供他读书。这个县城里的新鲜群体被叫做“陪读家长”，他们大多要靠在建筑工地或超市这样的地方打工来维持生计，还有一位母亲，拿着几百块的工资在来凤高级中学里做清洁工。
闲聊中，几个年轻人的眼神总会在某些时刻暗淡下来。一个高二女生有点失落地说：“这里太闭塞了，其实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教育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差”。
就在杨元成为恩施州理科“状元”的那一年，来凤县的一本、二本上线率合计仍不到20%，有人将上高中称作“有期徒刑”，也有人觉得“学校能把孩子养大了就好”。
“来凤就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个状元能够改变的。”50岁的黄万国说。这个教育局局长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来凤教育也很风光。那时，来凤一中是省级示范高中，有好几位全国特级教师，也创造过一年两位学生同时考上清华大学的佳绩。
“后来，乡里的老师去县里，县里的老师去州里，教育资源一层层被往上抽，最后剩下的就是贫瘠的农村。”黄万国说。
马太效应的一端是脆弱的山区基础教育，另一端是“超级中学”的不断涌现。坐在偌大的清华园，杨元没有一个校友。他发现，全班20多名同学里，农村籍的学生只有几个人，而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很牛的学校”。
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这个男生坦言。
你问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吗？我也相信，但我更相信命运改变命运
“立像”事件在网络上发酵的时候，李岩给杨元去了个电话，“你要火了！”当时杨元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影响，这个素来沉默寡言的男孩生活中的最大变化或许只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余秋雨文集》。入学后，杨元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学习编程上，除了参加过系里的羽毛球活动，他并没有加入任何学生社团。谈到教育公平的问题时，他只吐出几个字，“也想过，但没往深里想”。
反倒是李岩给记者发来短信说：“我们不是大城市里的孩子，见识等各方面都很有限，甚至我都不知道读书怎么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们的视野还不足以看到这些……通过您的报道希望能唤起有关方面对于教育资源分配的思考，可能我享受不到，但我却深刻地了解那种落后的感受，所以我希望我的家乡同胞们能受益。”
这个男孩如今在河南一所二本学校读书。他不久前加入了辩论队，拿到这样一个“人生中奋斗更重要还是机遇更重要”的辩题，“有时候我会想起来凤，当山里孩子的机遇少到连奋斗的机会都没有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5月5日晚上9点多，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杨元父亲杨顺武的电话，他还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你问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吗？我也相信，但我更相信命运改变命运。”他平静地说， “我只希望杨元以后的生活能够过得比我好一点，不要日晒雨淋，不要像我在工地上这么辛苦。”
杨顺武很少跟人提起，1984年，他在中考中拿到了421的高分，他所报考的师范中专的录取分数只有320分左右。但后来杨顺武知道，县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让老师的孩子先上”。和儿子一样，他的数学也曾经可以考到接近满分，但他未能被中专录取，最终成为了建筑工人。
来凤高级中学渐渐恢复了平静。距离那尊雕像不远处的教学楼前，“距离高考33天”的提示牌清晰可见。如今，老师们嘴边挂着一个叫做张伟的同学，据说这个和杨元有着同样性格的男孩在今年恩施州的统考中也拿到了理科第一。
“搞不好又是一个状元。”周曼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到时候我还是想搞一个雕像，连杨元的像我也要立回去！”
选稿/李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