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指控，刘志军自1986年在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上始，至2011年从铁道部部长之位落马，涉嫌因“卖官”受贿1178.65万元，买官者名单覆盖六名铁路官员。连续“进贡”多年后，这些官员得以在铁路系统内部数次升迁，执掌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或被选任、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庭审中，刘志军认可上述指控。

   检方指控，1986年，时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刘志军，接受该局多种经营办公室经济开发部副经理刘敏霖请托，为对方职务晋升“开绿灯”。此后，刘志军仕途一路走高，离开武汉。他对刘敏霖的卖官生意并未因此中断，而是持续了17年。案卷显示，刘志军分别在郑州铁路局副局长、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任上，三次帮忙提拔刘敏霖，使后者官至武汉铁路烟草专卖局局长。刘敏霖先后28次给予刘志军钱款，折合176.56万元。

    25年内，刘志军沉浮宦海，数度升迁，从中南地区一个铁路分局的局长，最终成为铁路王国最有权势的人。武汉涉水“官职买卖”后，刘志军将此类交易于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柳州和南昌多地复制。

   至此，刘志军揭开中国铁路不为人知的“官职买卖”原罪，勾勒了卖官结成朋党出事集体施救路线图。原罪一词起源于西方，西方多狩猎畜牧民族，因为需要男性狩猎的缘故，从早期起就是父系社会，在远古时期，人还不明白生孩子是男女交配后的结果，与女子相比，男子自然就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对人来说，基本上就是致命的缺陷，同时，男人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只能采用一些暴力、狡诈抢夺女人，而这种不得不为之的行为，虽有其合理性，但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犯罪行为，于是就产生了原罪这一词语。以此打消后天的愧疚心理。这种缺乏生育能力的心理引申为采用创造发明机器、理念来弥补、代替生育能力的缺陷，他们可以为了一个并不自然的理念毁灭、屠杀别的民族，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样可以导致它具有有如上帝的“生育能力”。但是，从人类的深层心理来说，父权社会，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的这种原始性，导致了他们富于侵略性，缺乏预见能力，不吃大亏不回头的性格。可以说屠杀印第安人、屠杀犹太人、十字军东征、雅阁宾专政、两次世界大战，伊拉克战争都是这种原罪的具体表现。

   现在，此种原罪在中国铁路根深蒂固。在铁路系统内部，卖官鬻爵也并非刘志军的专利。从他这里获得升迁帮助的官员，再度将权力“变现”，向更低层级的官员出售官职。刘志军本人，亦委托掮客丁书苗以钱铺路，为下属“买官”，系统内部的“官职买卖”体系可见端倪。体系中各层级都遵循以下原则：向上买官谋求保护伞，从而支撑卖官的运转；向下卖官和向外寻租乃可保证现金流，继续买官扩张可卖资源。铁路系统内部的“官市”一朝形成，刘志军与其“朋党”就结成共罪体系。一旦某官员出事，就会集体施救，避免同盟土崩瓦解。

   根据司法材料，铁路系统六名官员都曾向其行贿，谋求提拔任用。虽然人数不多，但每次“卖官”都发生在铁路系统重要岗位上，部分官位甚至被几次倒手，反复套利。处于“官市”上游的刘志军，卖官行为都发生于其任职铁路分局一把手和铁道部官员时期。不少涉案官员都是在行贿四五年后，方获提拔。

   如今中国铁路的首腐刘志军倒了，但中国铁路的“官职买卖”没有倒。在职的官员希望通过“买官”获取更大的权力，官职在其眼中成为商品，为了收回此前的成本，则通过“卖官”将手中的权力变现，形成边买边卖的大规模官职交易潮。我们期待中国铁路“官职买卖”土崩瓦解。

编辑/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