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左)、阿多尼斯谈文学创作。

   8月13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北京与中国文学家莫言展开了一场主题为“从伤口长出翅膀：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的对谈。阿多尼斯与莫言都认同一个创作原则——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

>>阿多尼斯简介

    阿多尼斯本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一个阿拉维派家庭。他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等。他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巨大争议。他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被公认为研究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经典著作。

□谈文学使命

作家诗人通过文本表达

    阿多尼斯认为有关文学的使命、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他更愿意去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验。

在对谈伊始，莫言谦虚地称，他并没有做好和一位伟大的诗人对话的准备，他称作家和诗人很相似，最隐秘的应该在他的诗歌里面，在他的文章里面已经讲了。

    阿多尼斯说：“不存在一种预先设定的使命。对于作家也好，诗人也好，他要表达的思想是通过文本来表达的，如果说有使命的话，我不喜欢使用‘使命’这个术语，它是后来生成的，是读者从文本中得出来的。”

□谈文学创作

好的诗歌可以超越时空

    阿多尼斯称，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愿意使用“人民”“祖国”这样的字眼，而更愿意使用“人”，诗歌应该是诗人与读者的一种相会。同时，阿多尼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说很了解自身，这点恰恰是人的幸运，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他人、世界。对于他来讲，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

   对于这种观点，莫言十分赞同，他说：“一个诗人的写作，不会说是我要为人民来歌唱、我要为祖国来写作，这样的话就把诗歌给看小了，也会把文学看小。”莫言认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小说家和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旦诗歌、小说具体到跟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一样高的层面上，我想这种艺术就失去了它超脱于现实的意义。所以好的诗歌应该是超越时空的。”

□谈作品的翻译

写作时不要去考虑翻译

    在谈及作品的翻译时，莫言幽默地说：“我特别钦佩懂外语的人，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时没有考虑过我的作品要翻译成外文，那时我所面对的就是中国读者。”莫言分析说中国的诗人很少有能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很多作者在面对翻译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他甚至称在选择翻译家的时候是撞大运。

     莫言称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的关注，所以作品的翻译是整个作家人群面对的一个问题。莫言提出“写作的时候就应该忘掉翻译，痛快淋漓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不能够为了方便翻译而减低对语言的追求，这样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值得的。”同时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高明的翻译家无论多难的作品也会翻译得很好。

     而同时身为翻译家的阿多尼斯则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了作品的翻译问题。他说：“文学作品中，诗歌的翻译相对于小说更难。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诗歌的翻译者要破坏原有的结构去建立一种相似的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意味着叛逆，为了忠实原则而叛逆。诗歌的翻译者必须是诗人，但是小说的翻译者不一定是小说家。”

□谈文化

思想者权势者必然存在矛盾

中国和阿拉伯民族有近似的文化背景和近代的命运，不但有古老的东方的久远的文化，还有被殖民的近代历史。这一点体现在文学上会有什么相似处？两位作家也说出了他们的观点。

阿多尼斯用穆罕默德的一句话“知识虽然远在中国，也当求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总结说：“对于阿拉伯的诗歌，我了解一个情况，阿拉伯古代诗歌没有一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所谓的讴歌人民，相反，阿拉伯大诗人对于我们所称的人民持批判的态度，也可以说批判人民体现了阿拉伯诗歌有史以来的特点，不知道中国诗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莫言说：“创作者和权势的较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代表整个历史的全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复杂、立体，伟大的思想家不屑于跟他们斗争。我们看到每个时代，权势者总是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每个朝代都没法改变的。当然把历史简化成单线条或者简单的表述是难以概括的。”

阿翁未停止质问与思考

活动当天，已入耄耋之年的阿多尼斯身穿粉色衬衣，眼神中充满了活力，双手一直配合着他的讲话比划着，他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老人的睿智、生命的思考、人性的经验，还有可贵的精神活力。从阿多尼斯的发言中，我能感觉到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质问和思考，这也许才是一位诗人的状态。(记者田超)

编辑/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