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到了，高扬伯伯进入了百岁之年。我生父如果活着是九十八岁，他牺牲至今已七十一年。记得一天，高扬问起我的父亲，说到他如果活着时的年龄，我说，那我应叫你伯伯。在这个大家庭里，我有多少叔叔和伯伯，我把这个家族称血色家族。我从九岁投身革命队伍，就是在这家族的呵护教育下长大成人的。我今天要记下的是我的前辈高扬伯伯，记下我与他的相识，记下他对我的思想的引导，事业的指导和人生的教导。这是近二十多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我曾接受出版社之约，要我写高扬的口述传记，我和伯伯说，被伯伯拒绝了，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写的，你有精力便去写写今天老百姓的生活吧。可我今天在伯伯进入百岁之时，却想把伯伯的一些对我影响较大的言行纪录下来，并想把这些记录去读给伯伯听，以贺祝伯伯的百岁寿辰。
一、 你是党的孩子，党保护你！
在十年动乱中，我先是被打成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小头头，后又打成“五一六”，先后受审查五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让我重生。1979年3月29日，吉林省五七干校为我的审查做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并将我五年来所写的“罪行交代”全部退还我，厚厚高高的如一座坟，竟有六十万字。我的灵魂重新复活。我离开了工作十八年的关东大地吉林省，回到了河北故土；1980年，我的第二故乡河南兰考为我重新恢复党籍，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我想，新的时期到了，要把十年动乱耗费的时间夺回来，我要努力写作，写出人民的心声。我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我到河北省歌舞剧院，不久写出了反映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歌剧《泥土之歌》。1981年8月3日，河北省将我写出的歌剧《泥土之歌》送中央文化部歌剧征集组，省剧协还召集了专门座谈会，对剧本做了充分肯定；中国歌剧院，中央歌剧院见到《泥土之歌》后，都要排演此剧；中央文化部从全国送来的九十三部剧本中，选出了五部，而我这个剧本是五个剧本中的第一号种子，1981年11月27日文化部召开对五个歌剧本的专门讨论会，会期二十二天。正在我专心于剧本创作之时，没有想到省歌舞剧院发生了一起分房风波。
1979年春节，中共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和省直知识分子代表座谈，省歌舞剧院文艺工作者反映剧院住房困难，联名以“这里聚集一批艺术家，八十多家住房拥挤、老少三代、大子女同堂，没有排练场”之名向省委写出报告，省委很快批示决定拨款为剧院建房以改善居住条件。1982年初两幢塔式楼建成，但剧院领导没有考虑大多数知识分子困难，没有通过民主选出分房委员会，只想到少数人的利益，便引起广大知识分子不满。他们纷纷来向我反映情况。当时中央刚发布了《政治生活准则》，我认真地学习；我牢记住陈云说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作为党的一个细胞，一滴血液，我以诗人的真诚反映群众的呼声。我先向老院长反映，并且说，如果我们发扬革命传统，这次分房，咱们共产党员不进新房，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想胡耀邦同志知道了会很高兴我们的做法，为党风好转做一点贡献。老院长笑笑说，你专心搞剧本吧，你的住房，我想到了，这次我给你留着一套哩。但我没有接受老院长的好意。我坚持民主讨论分房方案。院领导没有听进我反映的群众意见。我觉得这关系党风，不能妥协。便把群众意见向省文化局领导反映，向领导说过二十多次后，仍无动静，我和剧院群众便向省直党委反映，省直纪委支持了我们，通过文化局向剧院提出停止分房，要通过民主讨论分房；但院领导没有听，3月2日便把新房钥匙发了下去，连夜突击搬家了。
1982年3月13日，我便向上级反映，写信给省委主要领导金明、江一真、李尔重、王铮、刘秉彦、尹哲、赵一民、省纪委书记曹幼民等同志，同时给中央纪委，给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反映情况。河北省委几个主要领导批了下来，让下边处理，但不见动静；河北日报写出内参，送到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竟将我的反映情况的内参送到了省歌舞剧院。这让院领导恼羞成怒，一面以剧院的名义向文化局及河北日报，省直党委，人民日报写信，并向社会上散发，说剧院分房已胜利结束，但任彦芳无中生有四处告状，编造假情况，严重地破坏了剧院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他们派人到我原工作过的长影调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想以此对我打击报复。
我因为只想党风的好转，没有想到会与剧院关系搞成这样，原来定下来要排演的我写的歌剧停排了；而原来中央歌剧院要排此剧，河北省又不让排，看来我个人无路可走，多少人劝我，我没有听劝，看来我太天真了。有人说我做了现在的“唐吉诃德”在和风车斗。有同志说，这不只是一个省歌剧院的事，这是对一个变化了的社会风气，你再想寻找当年党的作风只能是天真的幻想了。这种无助的痛苦，难以言表。我呼唤党在哪里？
我处在极为痛苦无奈的时候，从报上看到高扬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消息。1982年7月1日，我便向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倾诉了一个普通共产党的痛苦和强烈愿望：端正党风，严肃党纪！
我在给高扬同志的信中说：剧院领导抢占了房子，对抗了省直纪检委，最后不了了之，这很让群众失望，听群众说：在河北反不正之风是很难胜利的，因为省委还“两套马车”不团结，有决心端正党风吗？党风的根本好转，在河北省只是写在纸上的空话。听了这些话，我很难过。我不相信：河北省的党风不能端正！我坚信党中央，也坚信河北省委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是烈士遗孤，我落生三个月时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是党把我养大成人，为了真理，为党风端正而斗争是党员的职责！一位老电影导演老党员鼓励我：你的斗争有意义，比你多写个电影剧本还有用。在现实中，你的行动让群众知道：还有共产党员在为正气而斗争，我们党是有希望的！高扬同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含泪写下的呼声：让我们用行动给群众以信心吧！
我曾给省委领导写过多少次信，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次写信，也只是一种情绪的倾吐，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为高扬同志刚到，有多少大事等着他处理，这封信他能不能看到，我都不多想了。因为心情不好，我写完信，便病倒了。
我来河北省因为剧院没有住房，便住在省艺术学校的筒子楼里，这里很黑，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得见路。1982年7月3日，就在我寄出信的第三天，一个中年人来到这筒子楼里，打听我家的住处。我出来把这位同志引进这间窄小的屋里。我说，我就是任彦芳。你是谁？找我吗？来人笑道：我就是来找你的。你给高扬同志的信，他见到了，是他让我来看看你。
一股热流涌入我的全身，真的吗？这是真实的吗？在当时，我真的如在梦境之中，因为我的确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啊。
来人坐下来，和我谈，他说：我是高扬同志的秘书，我叫韩立成。你不是在长春吗？什么时候来河北了呢？
原来，韩立成早在长春便知道我的名字，他当时是吉林大学的学生。越谈越亲切，最后他说，高扬同志对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要和你亲自谈谈，过两天我们安排时间，告诉你吧。
这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得到通知，去省招待所去见高扬同志。这位年过七十的老前辈，给我留下的亲切和蔼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他认真听着我的述说，我向他讲了这场斗争的过程，他倾听着，有时插上一两句话，让我说得更详细些。我说到了对我的打击报复，说到他们竟又去长春调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因为我说了几句思考的话，说了一点真话，便挨了近六年的审查，还不够吗？还要调查我什么？我说到这儿，自然很激动。
高扬同志也激动地站起来，坚定地如斩钉截铁：你是党的孩子，不用怕他们，有党保护你！
我听了这几句话，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流出来了。
这是我多少年没有听到的声音了。我如同一下投进了党的怀抱，我止不住地哭出来。
我们的共产党在哪里？老百姓是从每个共产党员身上看到的党，更是从党的干部，告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看到的党啊。我此时想到了我的一生。想到我感受的党在哪里。当一些党员搞不正之风，在谋取私利时，群众便对党失去了信心，觉得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不复存在了，这不就是党的灭亡吗？我从幼年时知道共产党员的父亲是为百姓大众而牺牲了生命，我也见到无数共产党人在为民众谋福利献身；为什么却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而忘记共产党的宗旨，而让人民失望呢？我从高扬前辈身上看到了真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我在以后的著作里，有了这真假共产党员的概念。不论是谁，哪怕他身居高位，如果他不能和人民一心，不能听百姓呼声，只想着自己的私利，也是假共产党。那就不再是我心中的共产党。
我这天离开高扬同志时，他说：现在处理一个问题，不能只是批示便解决问题，必须亲自去抓才行啊！
我充满了信心，脚步也更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