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82岁,对十九年前蒙受的这桩冤案,事实上对昭雪我已经绝望:因为当时我无论从政治上的申诉还是法律上的依法起诉,相关单位均不予理睬。
在我将要走完人生旅途时,党的十八大给我以希望:使我看到了党反腐败的决心,看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看到了中国法治不容践踏的永恒国策。
这究竟是一桩怎样的冤案?容我倾诉:
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家庭地主成分出身不好,使我不能名正言顺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但对马克思主义我坚定不移,无论在我人生最艰难险恶的环境下,我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把它视为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新时代的开启,我把邓小平同志视为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明主。
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情怀,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向党中央上了一份万言谏书,名曰:《向党献计献策》,全书共八篇近万字。
在这封万言谏书中,我敢于向党讲真话,讲诤言,第一篇便是:《关于党的信仰危机问题》。
我首先表明,改革开放就是实现中国经济复兴最佳上策,但开放经济发展了,条件变好了,物质丰足了,会不会出现党员信仰危机?我大胆预言:这是必然的。怎么办?我建议:党光有党规不够,必须从严治党制订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纲领的严厉党法,使党员信仰与行为强制达到统一。
在当时历史政治形势下,虽然在政治言论方面有所宽松,但对于这样一个有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观点,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执政纲领的执政党来说,无疑有损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嫌。
但出于对党,对明主的崇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我敢于向党讲我心里的真话,讲诤言,讲逆耳之言。因此,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很出乎我的意料,不久我便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邓力群主任给我寄来的亲笔回信。
信中对我向中央的上书给予嘉许,并对我上书中的某些政治观点给予很高的政治评价:认为,我的某些政治观点对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制订党大政方针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鼓励我多提宝贵意见。
应该说,这对一个平民是一个极高的荣耀和鼓舞。从此,更加使我对党反腐败奠定了坚实信心。
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经营的事业小有成就,先后承包了几家小集体企业,手里资金在当时也算是大家。
1991年我由东北到山东庆云县承包了一家因亏损倒闭的国营企业,我担任了这家国营企业的法人代表。
但之后我发现山东与东北改革开放的形势与步调上有很大不同:山东改革开放步伐是快,国营企业承包给个人比东北就快了一大步,但却呈现出腐败也特别严重的局面。而腐败最明显不同的是:在东北腐败虽然也有所发展,但还处在一种小心掩藏秘密之中,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而我到了山东形势就不同了,腐败似乎已无秘密可言:从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到下边科、局级干部,乡、镇书记、镇长、村长等索贿受贿收受贿赂已司空见惯公开化,大事小情请客送礼之风普遍盛行。
尤其是,庆云县在山东当时还是一个贫困县,还在享受省贫困县的补贴,而与贫困县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是将这些补贴用于贫困县的发展,而是大建奢华楼堂馆所舞厅,酒店等设施。
官员们沉浸在舞厅、酒店,麻将桌上消遣享乐已成为人们仰慕的追求。
我对庆云县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种现象非常忧虑:我觉得它远比我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谏言书对腐败的发展所预言的还要快,而这还是对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果这种趋势发展殃及到全国,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我毅然给时任山东省委姜春云、赵志浩两位领导同志写一封长信,信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庆云县这种腐败奢靡之风和对如何治理的建议。
这封信很快便得到反响,省委对我的意见非常重视,指令德州地委派遣得力干部组成专案组对庆云县领导班子的问题进行查处。
不久一个对庆云县的调查组进驻庆云。调查组组长是经过德州地委精心挑选的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树理同志。
调查组进驻庆云后,王树理同志亲自接见我谈话,首先他传达了省委领导同志对我写给他们的信表示重视和欢迎。然后代表地委领导同志对我反映的问题表示欢迎和支持。同时又鼓励我积极大胆工作为山东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应该承认,我对这位主任印象很好,我把他看作是党培养出的年轻有为优秀政治干部。对此,我不但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而且更加鼓舞我按自己的信念要在山东干一番大事业。
调查组在庆云的工作很雷厉,很快便查出上至县领导班子下至科、局、乡、镇、村领导大量问题。
在这次调查中,县委书记、县长被撤职,科、局级、乡、镇、村领导干部十几人落马,其中有三人移交司法部门,另有十几人受到党纪、政纪等不同处分。
庆云县又组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县委书记由王树理同志担任,县长也由地委派遣一名得力干部。
可谓一场新的领导干部更新换代,应该说,庆云县唤来春风,必将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事实也确是如此,王书记上任伊始,庆云县政风,四项要求,五个不准等各种严厉政令相继出台,一时间人心大快,老百姓竟直呼包青天再世。
尤其对我,表示我是庆云县唯一的国营企业由个人承包的代表,更要支持我的工作。
我对王书记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我表示一定不辜负庆云县领导的支持,决心要在山东扎根为山东父老服务。
然而,意想不到,也十分反常的事情出现了……1994年9月7日庆云县人民法院向我单位下达了《1994》庆法执字第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我单位9月12日前自动履行伍万元债务的法律义务。
可是,1994年9月8日法院竟以《拒不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罪将当事人(我)拘留十日。
这本来是一笔很平常的民事债务案件,让我履行债务义务我依法履行便是了,况且法律明明白白规定法律生效日期是9月12日,而9月7日下发只过一天就说我拒不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将我拘留;很难令人相信这还是一个正常的人民法院吗?!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我们的法院何以会出现这样不正常的现象?
拘留后我指问法官?法律还没有生效,为什么说我拒不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我行政拘留?法官毫不掩饰的说:这是县委王书记向法院下的命令,他们也没办法,只能按领导指示办事。
这时我如梦方醒,这是对我告倒一批贪官污吏而对我的报复。
那么,这位铁面无私严惩贪官污吏被人民视为包青天再世的严官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先是对举报人大加支持赞赏,尔后又无视国法如此加害?原来这位严官扮演正反两方面角色城府极深:他先是利用举报人举报事实严惩贪官污吏扮演刚直不阿清官角色创造丰功伟绩,当创造清官角色功成名就职务升迁达到目的之后,又将举报者打入地狱让被告倒的贪官污吏不迁怒于他。
难道此公就是因为换取被告倒的一批贪官污吏不迁怒于他而对举报者痛下杀手吗?非也,其实他的正气完全是假的:后来事实证明,他反对腐败下达的各种禁令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他自己却不顾禁令一夜之间将自己的妻子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任庆云某银行一把手。
此时我已充分意识到我的危险处境,我很识时务,不再与法官讲法律,而是想办法逃命。
我当即向法官说,赶紧通知我在山东淄川居住的家属拿伍万元履行法律义务救我出狱。
可是,这种迫害阴谋已不容你有喘息之机,9月10日在我拘留中法院竟以《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裁定》将我的企业全部查封。
其中将我个人财产:饭店,旅店,汽车配件门市部,汽车修理厂,钢材、木材等全部查封,总价值在当时不低于伍十万元。而此时法律仍未生效。
这也行,说我没履行五万元债务将我企业财产查封,用财产抵还债务总算可以了吧?按照法律规定,法院首先应该先放人然后将查封财产作价也好,拍卖也好,多退少补,这不用说是法律,就是常人办事也不过如此罢了。
然而,报复的目的不仅仅是财产,而是必将置我于死地:9月12日法院紧接着在查封财产之后又下达了《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已构成犯罪依法逮捕》的法律文书将我逮捕,而此时法律仍未生效。
我又问法官?我一共就是这一件五万元债务的案件,法院因我没履行这笔债务的义务将我企业财产查封了,查封的财产也足已抵偿还债务的几倍,那么,说我已构成犯罪,请问?我犯得是什么罪?法官毫不掩饰,直接了当地说:刘经理(对我的尊称)这是县委向法院下的命令,你是个明白人,你应该知道你的严重后果,如果不想办法赶紧出去,你很危险哪!(我们彼此都认识)
我当即对法官的话表示理解。我问法官?怎样才能出狱呢?法官说:我们法院手上只有你一个没有履行五万元债务的诉讼,你只要拿出这笔钱,法院也就再没有不放人的理由了,我们对上边也好交代。
这时我满脑子想到的不是讲理讲法,而是如何逃命。我毅然向法官说,我在淄川(山东)还有一套个人住宅楼,120平米论价值也值二十余万元,我情愿不退不补抵偿五万元的债务。
就这样,在交办完手续后,算是将我释放,我一家三口人连屋中物品都不敢要,匆匆像亡命之徒星夜逃出山东。
我很难想象我所经历的还是共和国依法治国的土地上吗?这比一个白色恐怖地区还更为可怕,我得罪了特权,告倒了一批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而把举报人像对待敌人一样完全置国法于不顾把法院作为报复工具进行报复迫害,甚至不把举报人置于死地都不罢休。
但政治理智告诉我,这一切它并不代表我们伟大的党,更不代表公平正义的法院,而是个别特权无视党纪国法将法院作为个人为所欲为的工具对触犯特权利益的举报人实施非法法律报复迫害。
所以,在当时我想只要留得一条活命逃出我认为的白色恐怖地区向党中央告发向法院依法起诉,不论是任何特权违法犯罪都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我逃出山东后第一件事就是委托律师依法向庆云县人民法院德州中院依法起诉,但递交诉状之后不予立案。不得已我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继起诉,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申请皆不予理睬。
于此同时我向山东省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向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向全国人大各有关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但长达四年反复写信皆无反响……
我开始清醒了,我不能不考虑判断我对反对腐败政治观点已不符合党的政治形势发展,应该承认这是我自己在反腐败政治认识上的一个错误而导致的身败名裂。
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政治上的主导思想不是出于个人目的,而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出发尽到我该尽的责任,我只想做到问心无愧便是了。
最近一些年我不再申诉告状,我放弃了,但我关心的仍然是党对腐败的遏制与制约。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总书记一系列深入反对腐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一年来反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和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严格法治要求等严厉措施所取得的成效都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对腐败维护法治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
这使我由衷地感到有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中国梦新时代的开启。
十九年前的这桩冤案我早已把它看淡,而今天我之所以重新把它向党提出来,对能不能昭雪我并不看重:我只想让党审视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国家,我们的法律守护神人们法院在个别特权掌控下居然变成迫害反对腐败公民的工具;不仅失去公平与正义,反而用神圣的法律逮捕无罪公民并以此手段掠夺公民合法财产这样一个真实法治历史事实对今天反对腐败,维护法治有无值得深刻反思的借鉴意义。
最后向党阐明:此案究竟是不是庆云县委和王树理书记命令法院所为,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根据法院法官的一面之词。但庆云县法院非法逮捕无罪公民,并以此手段掠夺公民合法财产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此致
申诉人:刘仁 原山东省庆云县林产品公司经理(法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