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左二），被依法逮捕。李真数年间通过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中新社发

2004年4月14日，“李真案涉案物品”开拍，其中“李真之印”以十六万五千元价格拍出。中新社发

 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此前，秘书是如何配备的？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上个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学者称，中央层面秘书配备比较正规；而在地方层面，秘书人选有时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

 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做客央视《对话》时曾透露，“秘书都是勤勤恳恳，讲话很少，做事很谨慎，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但龙永图当时的秘书并非如此。

 龙永图说，“我的秘书从来不会照顾人，每次和他出国，都是我走到他房间里说，请你起来，到点了。再如安排九点做某件事，他说九点半，结果十有八九我是对的。他从来不叫我龙部长，都是‘老龙’，有时候叫我永图”。

 龙永图解释说，之所以推荐这样一位秘书，是因为当时他脾气暴躁，但这位秘书“经骂”，“无论怎么骂，他五分钟以后又回来了，哎呀，永图你刚才那个说法不太对。后来我仔细观察，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人家对他的批评，他不敏感。但是他对世贸的问题，简直像着迷一样。他也从来不在我面前搬弄是非”。

 许耀桐介绍，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但地方层面有时是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审查，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如陈希同的秘书陈健，河南社科联主办的《领导科学》期刊曾发表文章称，陈健起初只是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加上办事机灵，被陈希同选为秘书。

临时布置作业防“秘书代笔”

 一些领导的讲话稿由秘书代笔，甚至注明，哪个地方要停顿一下，哪个地方要加重语气，哪个地方要鼓掌。

 对于领导秘书的工作内容，按照有关规定归纳来说，主要包括送阅文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批示。

 习近平1990年谈秘书工作的讲话中，也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三点希望，要有高度责任感，工作要高效率，要高水平服务。习近平表示，办公室工作一定得细致。古人云“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办公室起草的文件，并不要求文字多优美，但一定要严谨，这要求决不过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工作决策问题。

 一名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虽然秘书可以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但现实中，国家部委层面的领导秘书很少直接“操刀”，具体文稿多由政策研究室、办公厅秘书处等机构负责，秘书负责的主要是“把关”，协调领导审阅。其大量日常工作就是沟通协调，比如协调领导的时间，出席哪些会议、会见哪些客人，出席会议、会见客人时需要做哪些准备、注意哪些细节等等。

 该秘书说，对于对外发布的讲话稿等，高层领导都很重视，都要自己圈改，有的领导还习惯自己动笔。

 习惯自己动笔的领导人不在少数。李瑞环在《务实求理》一书中就提到，他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他本人亲自动手。

 许耀桐说，与国家高层领导相比，不少地方领导特别是县市级领导有“秘书依赖症”，以讲话稿为例，多由秘书代笔。

 秦皇岛教育学院调研员王霄曾在秦皇岛市委工作多年，当过秘书、市委副秘书长。他撰文回忆，过去对领导讲话有很多讽刺，如念错字，念错稿，把括号内的话念了出来（如“接下页”）。领导秘书不但要给领导写讲话稿，还要写主持词，主持词中，哪个地方要停顿一下，哪个地方要加重语气，哪个地方要鼓掌，都要注明。

 《驻京办主任》、《市长秘书》作者王晓方也是秘书出身，曾是沈阳“慕马”案中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他回忆称，“服务的领导主管什么，我就得研究什么。参与主笔过城市建设、商业管理、财政金融、招商引资、工业农业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决策。我每年都要写上百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纳入政府决策的，多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我都写过。这是一种非常艰辛的创造”。

 上述现象，早已引起高层重视。2010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改进文风作为一项工作要求，带头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这里很重要的是自己要亲自参与重要文稿的起草”。

 去年1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给委员们布置了一项作业：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在下午开会之前亲自完成一篇一千字以内的学习党章体会。

 王岐山强调，“没有早布置这个作业，就是担心布置早了，有些人会让秘书代写”。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吴官正秘书收四扎筷子挨狠批；相比较，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有恃无恐，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前述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新京报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退休后曾发表《闲来笔潭》一书。书中有吴官正爱人写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吴官正狠批秘书的一件小事。

 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到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包里。不料被站在远处的吴官正看见了，“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但与国家高层领导对秘书的严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谈》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据中安在线报道，其秘书王传东多次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

 还有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秘书更不在少数。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他将两个原秘书蔡建辉和张焱分别安排到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岗位。以他为靠山，二人为开发商审批“排除障碍”，收取“关照费”。

 还有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领导科学》的文章指出，他曾以私人名义从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秘书、司机等“身边人”在近几年的反腐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子。

 对此，刑法曾专门进行修改：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

 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

 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引发了对“秘书腐败”的关注。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秘书成为“升迁捷径”等乱象，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宝山区，任区委副书记，7月25日正式就任该区区长。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调查、免职，被称为“一个月区长”。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而十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秘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郭永祥曾担任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2000年1月，他也是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空降”四川，任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2002年12月就升至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其后当任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要职。

 对此，许耀桐表示，与其他岗位相比，秘书岗位接触面广，很能锻炼干部。因此不少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不能独立地看待、分析秘书腐败现象。“一些领导秘书腐败，一方面在于领导，比如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一方面在于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事实上，还有很多领导对秘书严加要求，还有大量秘书出身的优秀领导干部存在。”

 据统计，秘书出身的现任高层领导干部有山东常务副省长孙伟（曾任吴邦国秘书）；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曾任温家宝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曾任朱镕基秘书）等。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就曾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撰文回忆说，“虽然在这个岗位（王震秘书）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许耀桐强调，早些年秘书腐败不在少数，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