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大雨。66岁的村民小组长陈炳兰帮村民查看秧田水位。
5月末，温度攀升。患有腰椎盘突出的陈炳兰刚打完针回家，便径直走向村外的水稻田。他担心，持续数天的高温，会晒干村民的秧苗。
他围着秧田边泥泞的田埂，转悠了一圈。刚栽下去5天的秧苗，还没生虫，但田里有些缺水。回到家里，他和老伴抬着抽水机，踉踉跄跄步行600多米。从清晨5点直到下午5点，他才灌溉好30户村民的80亩水稻田。
白墙黛瓦，30栋小楼掩映在绿荫繁花之中。漫步村中，鸟语虫鸣，花香缭绕，干净整洁。“春来花朵压枝头，夏日桃李一树金，秋高橘柿红似火，冬至闲庭更护它。”这里是江夏区山坡街光星村28组，也叫红桔湾。外地游客盛赞，称之为现代“世外桃源”。
陈炳兰的28组有30户农民，156人。2000年之后，年轻劳力外出打工，红桔湾成了空心村，种田劳力短缺，还出现了断层，陈炳兰承担起了小组所有农田的育秧、灌溉、排水。
90亩水稻田，160亩鱼塘，150亩柑橘园。村民卢双清说，种田收入不高，农民没有积极性。除了插秧、收割，村民们当起了甩手掌柜。陈炳兰成了28组农田最后的守望者。“村民们插完秧后，就出门打工去了。地里的灌溉、排水就靠我帮他们看管，等稻谷熟了，我再通知他们回来收割。”
每一天，他都要在村里巡查一番，看水稻生长如何，柑橘树是否需要打药。1965年，17岁当上生产队副队长那天起，他就操着村民的心。
昔日的荣光
1.65米的个子，瘦削的身体。“别看他个子小，他年轻时身体壮实，是28组的劳动能手。”谈及陈炳兰的过去，老伴徐贤枝一脸自豪。
上世纪30年代，陈炳兰的父辈从湖南移民而来，到江夏山坡28组垦荒。因为贫穷，读了3年小学的陈炳兰，13岁辍学跟妇女一起挖土肥挣工分。陈炳兰勤快好学，不怕吃亏，14岁就学会了耕地，15岁当上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耕牛组组长”。
“天亮下地干活，太阳落山再回家。”陈炳兰说，他带着5名40多岁的组员起早贪黑，生产队的地翻耕得又快又好。
“挑担、甩秧、打药、翻耕、收割，生产队的成年人都佩服我。”1965年，时龄17岁，陈炳兰被委以重任为生产队副队长。
其实，陈炳兰并不想干，觉得生产队长要每天安排工作，给社员打工分，不仅麻烦还得罪人。“但社员已经投票表决了，我也不好意思推脱。”
陈炳兰说，上任之初，他干了一件大胆的事。国家推广种植“691”水稻品种，很多生产队不敢尝试，而他拿出了80亩田试种，生产队的粮食年产量一下由6万斤增长到9万斤。
“年底，我们的社员每家分到一斤肉，还有200多元钱。”陈炳兰说，28组村民的茅草房换成了砖瓦房。
最早的“万元户”
28组的巨变，源于柑橘产业。
1974年，陈炳兰回湖南老家探亲，他发现当地村民大量种柑橘，收入不菲。当地有句俗语，“屋前屋后种柑橘，等于养了一个赚钱的儿子。”
此时的生产队种植结构简单，只有水稻和小麦、黄豆，集体收入已达极限。“我们屋前屋后，闲置土地多，也能发展橘子园。”陈炳兰回了家，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统一思想。
他请来了会种橘子的湖南亲戚，还买来2000棵树苗。1978年，生产队收获了大量的橘子，集体收入成倍增加。“橘子卖到3角钱一斤，而稻谷才卖一角钱一斤。”
1982年，光星村开始“单干”，“承包到户”。无人打理的橘园，产量急剧下降。陈炳兰瞅准了机会，率先承包200棵橘子树。
经过剪枝、施肥，他的橘园长势很好。1986年，他的橘子收入高达8000元，成为山坡乡最早的“万元户”。陈炳兰的致富神话，起到了示范效应，先后4户村民也跟着承包橘子树，也成了“万元户”。
“当时，我们小组经济收入最高，好多大队都羡慕我们。”1989年，陈炳兰花3万元，盖起了山坡街农村第一栋两层小洋房。
引以自豪的福利
2000年之后，受土地资源限制，28组逐渐转向打工经济。
“村民收入主要靠打工，柑橘收入比较稳定，每年一两万元。”陈炳兰说，有的打工家庭一年挣10万多元。他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守好这个家。
让村民引以自豪的是，陈炳兰发展集体经济30多年，让他们享受了免费的福利，这在山坡街成为了令人羡慕的事情。
陈炳兰说，村小组单干后，整理出了160亩鱼塘，每年对外承包，费用为1.6万元。这是村小组集体收入。
陈炳兰用这些收入帮村民购买福利。“30户村民有线电视费8600元、合作医疗费6000元，还有农田灌溉费、清淤费等，村民几乎都不用自己掏钱。”
去年3月8日，妇女节，28组每家妇女获得100元过节费。村民陈伍林说：“我们小组的待遇好，没有一户农民舍得外迁。”
对于集体收入的账目管理，陈炳兰格外谨慎。他还专设了会计和出纳，他不经手一分钱。每年春节后，他如期召开村小组大会，公布小组集体收入和支出明细，以及相关票据，接受村民监督。
“这么多年了，陈炳兰从来没有私心，我们信任他。”村民们说。
辞不掉的组长
从“大集体”生产队长，到现在的村民小组长，陈炳兰见证了农村巨变。
这些年，陈炳兰萌生了退意。“生产队长职责变了，不再是简单地抓生产。年轻人有文化，更有想法，应该让贤。”
2011年春节，他召集村民开会讨论重新改选小组长。可是，听说老队长不想干了，村民们纷纷借辞拒绝参会。
村民盛南星开玩笑说：“你不死，我不选。”大多数村民认为，陈炳兰的身体至少还可干10年。
其实，1981年，被人冤枉的陈炳兰赌气辞职，休息了7年。1982年，村民开始“单干”，因良田的划分，闹得不可开交。村民请出陈炳兰出面主持公道。“我把湾里的地按好坏分4个等级，村民分级抓阄而定，不偏不倚。”
1988年，小组集体收益出现了亏损，村民不满意小组长工作，用全票请陈炳兰上任。陈炳兰的老伴为此哭了一天，“他干小组长几乎没有工资，完全是吃亏不讨好。”
对于村民的拥护，陈炳兰有些感动，他觉得这是一份荣耀。“生产队长当了16年，没有报酬。村民小组长搞了26年，一直拿200元年薪，4年前才涨到300元。“我不是为了当这个官，也不计较这个报酬，只是大家这么信任我，这是一份责任，不干不行。”
光星村支部书记李云兰说，陈炳兰威信高，28组村民出现矛盾，都请他出面调解。40年的柑橘栽种，让田园经济成为新农村光星村亮点。每到秋季，武汉游客驾车前往该村采摘柑橘。
5月31日清早5点，预报的一场大雨未能到来。中稻秧苗才栽下5天，持续数天的高温，让稻田出现了干渴。陈炳兰和老伴抬着抽水机，帮村民灌溉干渴的80亩口粮田。
武汉最偏远的南部、江夏区山坡街光星村28组是个空心村湾，年轻人外出打工，66岁的小组长陈炳兰成了最后的农田守望者，帮30户村民育秧、灌溉、排水……
截至目前，陈炳兰任“生产队长”整整42年零两个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带领村民发展柑橘产业，让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出了多名“万元户”。如今，他发展集体经济，用收益帮村民免费灌溉、购买有线电视和合作医疗，这几乎让整个山坡街村民羡慕。
为村民奉献了近半个世纪，拿着300元年薪，这位“没有私心、责任心强”的老队长，因年龄问题几次提出卸任都被村民挽留，“你不死，我们就选你。”
昨天，他说，村民们的信任，是他坚持42年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