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文革”可根治“文革恐慌症”对中国梦的危害 （连载）
三、组织失控，坏人利用图私谋
毛泽东与林彪、刘少奇等人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从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形式和内容构想都决定了，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可厚非的。
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严重缺乏有所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是人类的史无前例。
二、这是一场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群众觉醒、群众起来、群众斗争的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民主运动。人口规模之大，除了军队稳定之外，几乎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发动起来，让人人有话语权，无党派、教派、流派之分，好人、“坏人”都参加，好话、坏话都可以说，你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连未成年人的学生都有话语权、自主权，就一场民主（群众）运动所发动的人数规模而言，是人类所绝无仅有的，是人类的一大奇迹，要说伟人毛泽东四渡赤水创造了军事神笔，这也算伟人一次发起民主运动的大手笔；范围规模之广，从上到下，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未成年人，从左至右，红卫兵串联，五湖四海的人可以走到一起来，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打破界限，凭一张纸条可在全国各地乘车、食、宿全免费，空着口袋游世界，地区之间广泛学习、交流经验，当时一位湖南安仁县第一中学的女学生胡美英随队徒步到贵州遵义串联，一支钢笔、一本纪录本被遗失，人回湖南安仁时失物也寄回了家里，人们在体验扑面的“世界大同”；自由无禁之宽，在这场群众民主运动中即使有过火的言行，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警察都已明令不准出面镇压。
三、这是大无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一次全民大演习。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毛泽东著名的“三斗”、“四学”其乐无穷的大演习：“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这期间，毛泽东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与天斗，勇探自然规律，向科技进军，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与地斗，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充分发挥集体的威力和优势，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石山变粮田，水渠绕山转，荒原建油田，工业农业的大庆、大寨精神，王进喜、陈永贵的模范，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兵民一家，“一抓三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理论促实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融洽干群关系工农关系、缩小三大差别，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等……与天斗、与地斗，斗出一个新世界，学出一个新世界，人后天才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属性在当时的大集体中得以光大，人定胜天、改天换地，其乐无穷，这些都无不顺应了人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是一次全民精神世界大凝炼、大造化的较为成功的大演习，几十年来，事实更越来越证实这些都不可在“文革”中被“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后来的“三讲”、“建设学习型”、“大学生村官”、鼓励硕士博士当农民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不都悄然在补那时已开出的必修课吗？今天有的仅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可是，为何今天还在效仿“文革”那时的成功作法，我们现在还硬要对“文革”明文保留“完全错误”、“全盘否定”呢？那时，连乡村的放牛娃见到解放军都会“敬礼，向解放军叔叔学习”，今天还有人说吗？徐才厚军委副主席的“大解放军”都成“大老虎”了，谁又知道谁是“小老虎”呢？当年是“十年动乱”，今天是“人心不古”、“居心叵测”、“虎狼难防”、“恐爆成灾”，这又叫什么“乱”呢？
因此，我们该要冷静下来反思“文革”了，不可“全盘否定”，也不可说“完全正确”去美化“文革”。文化大革命之错之误，首先错误在组织失控上：
一、指挥棒失控。毛泽东同志是这场运动的亲自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却不是这场运动的亲自指挥者。他把指挥棒交给了两个人。起初的中央文革小组只定为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后来权力越来越升级，由小组全体成员列入常委会，到可以凌驾常委之上向全国单独下发文件。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江青是副组长，组长陈伯达患病住院，江青是实际上的组长。当时的中央常委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3人，“文革”在常委这边的日常工作权力在林彪手上。毛泽东对“文革”的指挥棒却同时被林彪和江青所左右。
周恩来实际上成了“文革”中毛泽东的“救火队长”。林彪和江青两人各借毛泽东的指挥棒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到处“点火”，毛泽东只有依靠周恩来为他尽可能做些“扑火”工作，扑了江青点的，又扑林彪点的，周总理本日理万机，“文革”更是心身焦瘁，“总理是被工作累死”一说绝非空穴来风。林彪、江青都是已被史实证明了的两个政治野心家，他们都想抢班夺权。毛泽东早对外国朋友多次表明：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刘、邓被打倒，正中林彪、江青下怀，他俩既勾结又斗争。他们背着主席要置刘、邓于死地，打倒这、打倒那，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都是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动集团造成的。当时，连朱德也看不出有战争迹像，林彪、江青借以苏联入侵“战备疏散”“一号通令”为由，一夜之间将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疏放到各偏远地区长时间软禁起来，为他们各自的图谋清除“障碍”。后来，许多老干部被打倒、被抓捕，都背着主席行动，即使主席后来知道了，他们也说都是红卫兵自己干的，又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搪塞。
二、斗争形式失控。毛泽东多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可运动从上到下已被一些坏人所利用，有想利用夺权的、有利用打击报复的、有趁火打劫的，坏人唯恐天下不乱，坏人都想要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文斗实现不了他们“打、砸、抢”的目的，文斗后来变武斗，也就在想像之中了。
三、运动时间失控。
两个五个月：196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毛泽东主席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大约三年：1968年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也许，就因为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哲学思维，产生了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错误思想。结果，与人斗，全国上下已斗得乱成一团糟，他一时无法收拾了？
（待续）
（作者：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院长、人民出版社马恩列传作者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传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