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晚，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署名“柳叶刀”文章，《周永康后，中国要打好“三大战役”》。
文章指出，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抑或多届政府需要持续挑战的三大战役。
以下为文章全文：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第三大战役：和平崛起与生存空间
与内政相比，关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密不可分，中国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寻找市场，直面竞争又要广泛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内的很多事务的成败。
本届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说积极进取、刚中带柔，延续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显推进。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四国峰会、中非峰会、上合组织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结盟合作；经济上借助77国集团、金砖银行、中欧多国货币互换、东盟10+3等关系让中国的外交基线变得非常稳健。同时，中国与欧洲多国实现了经贸上的紧密合作，在政治上与英、法、德等距离外交，与“老欧洲”的关系大体无虞；在复杂的中东关系上，中国没有过早受到诱惑卷入，堪称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东海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宾、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这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矛盾。中国数年内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美国，但是，又必须现在就直面站在门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当不易。
这种竞争，最好的格局就是：军事上威慑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而在经济战场上暗中角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国举行了备受瞩目、近年来最具实战性的朱日和军事演习，低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风41战略导弹，威慑之意明显；政治上，在东乌克兰、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两方都相当谨慎，宁可置身事外、选取弃子战术，生怕陷入泥潭影响主战场；而在双方利益最攸关的地区，无论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上，又互不相让……这种格局肯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最终，战场可能在企业和经济战场展开。偏偏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市场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业自身，政府更多是顺势而为。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在积极去IOE（去IOE是对去“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针对高通、微软等反垄断，还查办了葛兰素史克等外企腐败案。去IOE可以给华为、浪潮等IT企业一些空间，但是，在大多数领域，如专利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领域，中国厂商相距甚远，未必就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会。这些主要市场说了算的领域，也不可能砸下四万亿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领域的国企更为适合，比如，中石油已经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其实与国企的身份关系不大，是因为这些领域恰恰不仅仅市场说了算。
可见，中国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路还有很远，对国家来说风险重重又不得不为，对企业和市场来说，还有赖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们，是一场需要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是又需求全民参与的“淮海战役”。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反腐体现出强大力度，人们当然对本届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需要后续挑战的三大战役——抑或需要多届政府延续下去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