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大同”与“郴州”连缀在一起写文章，这在我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就这么凑巧，现在是非得要把它们扯到一起不可了。“郴州”是湖南的一个地级市，而“大同”则是山西的一个地级市，它们一南一北，同处我国中部。“大同”在华北地区，“郴州”在华中地区。“郴州”由于该市市委宣传部报市委、市政俯批准，出台了一个“舆论监督奖”使举国振动；而“大同”则因市新闻出版局、市公安局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打击“假记者”的“通告”使全国为之哗然……
这两个市的“创举”，各有千秋，但目标确大不相同。一个代表地方国家机关，发出了“疏而不堵”的“为民为政”宗旨，一个则是代表地方国家政府，用国家机器强制执行的法律手段，扼制“舆论自由”。很显然，前者是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地方实际，依据我国国情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此举经新华社等国内众多媒体报道，已引起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而后者，则观念滞后，固守教条，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站在“与腐为伍”、“与民为敌”的角度上，采用“高压政策”，在竭力维持着现状，确保着一方的“稳定”。严格地讲，这与前者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典型的“不讲政治”的产物。它与郴州比起来“慢了一个节拍”，是可笑的，可耻的，也是荒诞不经的。笔者以为这是应该要给党和人民一个说法的！ 何以这样讲呢？道理很简单，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扬弃”的理论观。若按大同的说法，他们自身因为工作的瑕疵抑或是因为某些腐败，而不堪被媒体一些“假记者” “要挟和敲诈”，便搞起了旨在保护自身利益的“维权”行动。但此举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因为在大同所拥有的情形在郴州一样存在！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敢于勒索和要挟你的人，必然是抓住了你的软肋的人——即大同所称之“假记者”。诚然，假记者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是在“助肘为孽”，是在“同流合污”，是在与丑恶“沉壑一气”。 众所周知，山西大同矿产资源甚丰，云岗石窟名震环宇——请问，在大同的这块土地上对丑行、对腐败、对渎职犯罪，难道就要去“捂着、盖着、保护着”吗？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山西青年报的一位叫高勒荣的记者因揭建设之黑幕而入狱八载，至今尚未昭雪，难道这一招还要用到所有的记者头上吗？难道这就是我国中部地区“南北不同”的“治国方略”吗？ 在这里我们的确应该为《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雇员兰成长之死而默哀。我觉得他的死，可也算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记者之死”。这件事深值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来为之而反思才对。眼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之路究竟该怎样走？我们又应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底层老百姓的诉求？广大老百姓以无限迫切的心情在期待着…… 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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