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2015-08-30文章：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计划生育。
文中着重强调了政治制度，即计生政策与人口没有必然关系，意在排除行政主导下的计生责任。但事实证明，恰恰是政策原因，才造成了人口问题的诸多死结。
一、70年代人口与计生政策的关系
文中所言“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那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好几年前”。
我们在承认此结果确非后来的计生政策所导致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其与计生政策正式出台前的政策前期预热息息相关。
首先，当时的中国是高度集权和一言九鼎的的政治社会，一个“号召”就是无人可违的真理和法律。那时，不少人家已被限制生育，只不过仅限于说服教育，而非后来的强制执行。
再有，中国当时刚刚完成了初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城市生产力、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得到提高，城市人群受此之惠巨大，故人们不得不考虑如果违反政策可能对家庭和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加之，当时国民经济全面衰败，会面临抚养成本难题，故城市生育愿望被迫有所降低。
同时，因为城乡二元隔离制度之故，农村和农业仍处于大集体行政和生产状态之下。农民无从所指，唯有指望多生子女增加劳工力，来换取生产队的“工分”，以图生存。尽管如此，却也同样受到一定限制。
一般而言，要消除男性偏好，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中国农民长期与福利无缘，且要承受负福利的压制，所以也怪不得农民生子以求养家和养老的自然冲动了。
当时有一个资本家与右派联姻的老邻居，女主人怀了身孕，大队干部好几次到他们家中，进行说服教育，要求打胎，但女方坚决不从。在那样的环境下，以那种身份，所幸竟然没有被强制，后来生下一个女儿，现在也已经40岁左右了。
总之，7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城市人群贡献明显大于农村人群。从上文可知，这与即将正式出台的计生政策不仅关系紧切，而且更预示着一场政策暴风雨即将来临。
二、新政权下人口与制度的关系
1、人口的制度逻辑
新政之初，革命思维和战争思维仍是国家治理的主导理念。人口，做为战争的基础资源，仍被置于重要位置，故当时默认了战后二十年的人口暴增。也即，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口，属于战后一代，他们基本完成了新政对战争人口的贮备需求。
自韩战而后二十多年无战事，唯经三年饥荒，人口出生存活率有所下降，但因基数巨大，且60年代中后期经济稍有恢复后又有反弹，故至70年代初中期，已觉人多为患。
此时开始面临战后二代出生率过高问题，也必须开始消化人口压力。对此，前华氏领导曾有战争调节论，但因求战无力，遂有内部和平调节论---计生之议。
邓氏主政，越战一役，明显非人口调节之道，故下定决心出台强制计生政策。此时，已是80年代初中期。
文中所说：“从更久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男女比例是在过去二百年的很长时间内渐渐严重失调的。”但该文回避了一点，即男女比例失调的加速度周期，却正是在强制计生政策实行之后的二、三十年。
2、计生周期与人口周期的契合
国际公认的人品性别比合理区间103—107的水平，而“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9 .2，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此结果与计生周期同步契合，决非偶然形成。
与此形成反证的是，在中国实行强制计生的同时，在山西省翼城县等十三个地方还搞了一个“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验。因为那场风波的原因，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该地一家。
在三十年试验期满之前几年，当地男女人口性别比处于世界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这与其它地方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形成显明对照，形象说明强制计生与宽松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造成的不同且巨大的影响。所以，要说强制计生政策对人口性别比例没有影响，是说不过去的。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多生，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放开‘二胎’二十五年之后的山西翼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南方周末2010-10-15
3、因祸得福
战后一代大量出生，在表面上后期造成了人口治理负担，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其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却阴差阳错地为改革之后的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并悲剧性地由此引发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横空出世。不难发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是由战后一代组成。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歪打正着的结果，显然不是任何伟人的人为设计。正因如此，也才有了未曾料到的再后来人口红利的终结、老龄化社会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以及当前“中国制造”的空前失落等诸多政策后遗症。当然，这已是主题的外延，就此打住。
三、计生后遗症需要长期修复
1、计生政策后遗症
计生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无穷和长远的，除了对经济层面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内需消费不足等，还引爆了人口层断、比例失调、失独家庭、老龄化社会和福利体系缺失等社会问题。
更严重的是，人们长期习以为常之后，对生育的兴趣已大大降低，对生儿育女的价值认知已另有所属，对人类传承的责任视若缥缈---一个连起码的人口传承使命都不愿承担的民族，其未来将会如何？
我们看到最为普遍的景象是，有些成年人为了弥补独生子女之要、儿女不在身边或是失独后的亲情安慰，有些年青人为了不担负生儿育女的自然责任，甚至不惜以养宠代人---狗、猫、猪、兔等，几乎将要从根本上替代人与家庭的亲情世界。想必，这对是当前很多人宁可养狗、不愿养人行为的最有力度的心理解读。
不得不说，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人类本性难去的性欲望和性满足，很多人恐怕连婚姻和家庭也会放弃，而改行人兽相交！现在无数的裸婚现象，人兽为伴现象，实际上已在证明人类传承危机、家庭危机来袭的不争事实！
2、远水解不了近渴
人口之学，主要是制度与人口、环境与人口共同作用下的人口结构比例之学。当环境、制度、生产力皆为上乘之时，民众生活和社会福利保障自然向好，社会文化自然向真、向善、向美。至于人口出生之议，也自然趋于理性与合理，人口结构之比，也必然得到科学渐进的完善。
自去年开始，中央推出放开二胎之人口新政，意在修复人口比例失衡带来的现实消费不足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局面。但人口从出生到代际成熟需要不小于二十年的培育周期，可否等得到如此漫长过程，是个大问题。本人有旧文：“人口增长的远水解不了房市的近渴”，曾旁议此事。
但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善政，应当支持和称赞。
3、政策要避免左右极度摇摆
如果以不再动辄罚款、“诛连九族”为条件，仅仅通过“松绑”之类的口号式政策来鼓励生育，用弃恶从善试图换取生育同情的欺人之法，显得没有诚意，且让人心中没底。
要想取得近功近利式的生育高潮，显然不现实。但不论是急还是缓，皆当摒弃上述忽悠和恶政，并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过渡性，避免左右极度摇摆的断崖式政策转换，更不可另行推出诸如当初强制人流类似的“强制生育，强制配种”的新恶政。若是，此罪上加罪不仅带不来人口比例的理性回归，还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民众价值意识的扭曲。
为此，应当主动进行财政投入，推出各种积极政策奖励生育，更要加快完善社会福利，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新政之善之诚。与民众达成共识，让民众生得起、养得起、愿意生、愿意养，并保证在科学教学之下，力争提升优生优育率。如此系统化的种种行政动作，或许方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人口优化的目的。
澎湃新闻文章指称，5年后中国光棍人数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这对政府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不过，针锋相对地再从舆论入手消解这种压力，似乎是一惯之策。但是，切莫因为舆论斗争而迷失了人口治理这个战略国策的正确方向。
四、环境、制度、生产力、文化、战乱、食物与人口的关系
1、环境与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明显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东亚大陆广袤辽阔但固定成形，各大平原土地利于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既久，养成了稳定保守的生活习性，致陆地意识重于海洋意识，本土意识重于外来意识。因无法发展航海和贸易，无法外向开拓资源，形不成商业文明和契约社会。
山地多于平原，各分区域生活品质和贫富差别巨大；一统时须高压统治，压制不平述求，利于举国体制和专制集权；分裂时因无利益契约共识，难免地利之争，故陆内政治割据，战事不绝。
西北高东南低，屡受游牧民族袭扰，也为专制一统找到“共御国辱”的借口，而置民生于次。
2、环境与人口
自然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肯定有一定上限，但上限节点，见仁见智。一言蔽之，人口由环境、气候、地理、资源、生产力和治理水平等诸多因素决定。
中国人口与自然环境承载力之比，东西南北区域情况各异，取其平均值，再拿来与世界各国进行横向对比，会发展，较之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中国人口密度并不算大；较之落后地区，则反之。其中的弹性空间，在环境条件已定的前提下，又取决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也即政府管理效率。
以目前情况观察，因为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加之宣传引导，人们认为中国人口总数显得多余者为众。如果反之提高管理效率，特别是能够去掉权力所占有的巨大财力空间，则人口仍有相对增长空间。
反对者声音，往往集中于城市人口的暴增，但此现象背后，更多是因为治理水平低下，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人口出生、人口布局、福利分配、城市布局和产业布局彻底失衡。
如果，仅仅实现了前些年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目标，城市资源大幅度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倾斜，这一现象就会得到平衡，城市压力、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将会减轻，生活也会变得和谐自如。
3、生产力与人口
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奉行的弱民、愚民政策，制约了生产力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男人加畜力为主要动力的生物型耕作手段，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力方式，而且几乎始终如一，几千年来无太大长进，甚至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若干年，亦然如此。
生产力的低下，无法产生生产效率，无法产生交易市场，无法产生商业利润，财富的贫瘠自然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人们长期在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状态下维持一种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
4、王朝周期与人口
人口，从来只是专制统治的社会资源和战争资源，从无以“人”待之。故用之招来，用完弃之，这是人口多少与王朝周期兴衰同步的内在关系---王朝初期，人口迅速增加，王朝末期，人口迅速下降。
也即，任何一个王朝之初，都会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是有意设计，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有时则是因为“中原无战事，室内有男丁”的自然休养法所赐，如新政战后二十年的人口激增。
5、文化观念与人口
这个论点其实是一个扯蛋的说法。
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所有社会行为和人类意识的沉淀与总合，其中有环境、制度、生产力等社会要素对人的影响，并反映在人的行为上。所以这些前置条件，才是人类文化形成的根本。所以，只要解决和改变了这些前置条件，文化观念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当环境良好、政治清明、生产力提升之时，人类生活就会出现极大改变，那么人类的行为和意识也将同步升华，这个良性互动的完美结果，形成的就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价值和观念。
所以，说中国人文化观念保守，小农意识浓厚，“越穷越生”，“重男轻女”，而不言环境恶劣、制度无情、生产力低下者，实在是无视两千年专制之害对人性的摧残之祸，无异于“赞美了强奸犯，错怪了清纯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澎湃新闻，如果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性别比一直较为正常。”---澎湃新闻2015-09-01文章：专家称5年后中国光棍人数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
6、粮食作物与人口
中国人口暴增，是从近古的前清康乾时期开始的。从此，中国人口众多已是公认事实。有人说，这是康乾统治的巨大成就。与此类似，建政后人口迅速增长，有人同样归功于党的领导。
这两种认识和说法，或许只说对了一半，当然也是因为如上文所说的“无战事”加和平政策所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人口增加和寿命增长是领导的功劳，那后期的人口压力，是不是其失误和罪过？
其实人口增长的另一半原因，主要是外来农作物的引进。
“在周秦至明清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在一千万与六千万之间摆动，并未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为什么到了清朝，人口忽然飙升到了四亿多？”有人总结过，中国先后共有三次粮食作物革命，每次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特别是“薯类和玉米在明朝从中南美洲引入中国并大量种植，提供了人口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土粮食作物结构。至清，加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策的颁行，刺激了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带来粮食革命和人口革命。
如果不是新型农作物的支持，再加之历次战乱，人口基数恐怕不会如此巨大，也必难有新政后在此基数之上的倍级增长。
可见，农作物引进才是人口增长的功臣。当然，用当今人口过多的语境言之，也许还是罪过。自当别论。
7、人口基数与战乱减丁
因为人口基数巨大，故此后虽经太平天国之乱，亦未曾遭受腰斩之灾。后经同治中兴和洋务改良，再经民国之乱，至新政建政之前，四亿左右的人口总数基本波动不大。
即，在后清至新政这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基数与战乱减丁一直在互相消解，但总体保持持平。基数总额与战乱烈度二力不相上下，其内在逻辑和平衡点，如同天意所为一般，确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数学课题。
也正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步入和平时期的新政治下，再辅以备战之策，潜在能量便立刻爆发出倍级增长的惊人图腾，人口翻翻，也是必然。
总结：环境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内容之一，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
可以肯定，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不断向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和网络化文明的历史目标进行转型，生产力会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也会得到完善，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对生育男孩以从事生产劳动，并肩负养老职责的传统观念会产生颠覆性认知，对生育和传承之事也会越来越趋于理性和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