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周尔鎏
原标题：独家对话周恩来侄子周尔鎏：总理不会随便收养子
近日，周恩来的侄子周尔鎏的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周尔鎏回忆了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爸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的多次谈话。
“政事儿”独家对话周尔鎏，这位86岁的老人讲述了“大跃进”和“文革”中周恩来的处经历，以及周家后人如今的状况。
周尔鎏，1929年出生，现居上海。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
周尔鎏出生后不久生母即离世。从周尔鎏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通过民主人士找到周尔鎏，自此周尔鎏就由周恩来和邓颖超抚养。
周恩来没有下令击落林彪的飞机
政事儿：你在书里写到周恩来曾否认下令击落林彪外逃时乘坐的飞机，更详细的情况是什么？
周尔鎏：总理在公开场合澄清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下令。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政事儿：有人说，听说林彪的座机坠毁时周恩来哭了。
周尔鎏：可能是这样。
政事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里提到，林彪外逃当晚，周恩来彻夜未眠，并给全国各大军区打电话要求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有人认为，周恩来当晚可能参与指挥，但没有直接下令。
周尔鎏：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能由总理下令把飞机打下来。不会是那么简单的。
李鹏不是周恩来的养子
政事儿：坊间有传言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李鹏曾在回忆录里否认这种说法。你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周尔鎏：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李鹏是烈士子弟，但不是总理养子。总理身边的卫士长成远功跟我讲过，李鹏不是周恩来的养子。总理没有随便接收谁为养子，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
政事儿：周恩来跟李鹏有什么交集？
周尔鎏：1946年，我和李鹏，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我们三个人都是总理派人找到的。他们两个被带到延安了，安排我在上海读完高中。
总理经常担心我受伤害
政事儿：周恩来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要求？希望你从事什么职业？
周尔鎏：没有什么固定的想法。他是很讲原则的。
政事儿：不一定非要做官？
周尔鎏：不一定。我本身自己追求的，就是做一个学者。他的思想是非常民主的，不是让主观意愿来指导我要去怎么做。他会教我怎样应对复杂局面，给我细致的工作上的指导，还会考考我的英文等方面的功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就是一个书生。
政事儿：你进入外事口工作，周恩来对你有过帮助吗？
周尔鎏：没有。他不会施加任何影响。我当时外语成绩很好，是全五分学生。
政事儿：你的一生离政治很远？
周尔鎏：我在退休之后主要做学术，之前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一度很近。当时四人帮看到我都是虎视眈眈。有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江青看到我的时候说，这么多人我都认识，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她和张春桥都有过一些很奇怪的举动。总理经常担心我受伤害，军管代表可能要整我。他私下跟我谈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有危险，我将是首当其冲的。
文革中，周恩来心力交瘁、忍辱负重
政事儿：跟之前相比，“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什么变化？
周尔鎏：当时动不动就说“翻一番”。你喊翻一番，我喊翻两番。他很苦恼。他很难办，很难受。他的一些看法和毛主席不一样。
政事儿：这十年中，他跟之前也没有很大变化？
周尔鎏：他心力交瘁。
政事儿：“文革”当中很多老同志都被打倒了，周恩来凭借什么能够不被打倒？
周尔鎏：总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能够跟群众和干部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领导人当中，总理比较宽容大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忍辱负重的。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总理曾经叫我离开北京。
政事儿：总理说，“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
周尔鎏：他是很痛心的。他不是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文革”时期，总理所处的位置是很难的。四人帮有时非常无理，我在场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他们之中有人，曾经当着外宾的面说我们在座的人只有周恩来读过“孔老二”的书。
政事儿：如果没有周恩来，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周尔鎏：极左的路线横向无阻的话，破坏性很难想象。所以我认为，周恩来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政事儿：当时他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周尔鎏：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老百姓那么爱戴他。1974年，在周恩来病重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当时人们都在猜测总理到底会不会出来。要吃饭的时候，总理出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一脸病容，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胸口带着条形的红色胸章，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为了看他一眼，人们都爬到了桌子上。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爬到桌子上去了，上千张桌子上都是人。有的外国女孩子还用外文高声喊叫，要跟总理跳一支舞。我在现场热泪滚滚，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周恩来可以跟各种人共事
政事儿：这个时期，总理曾经力促邓小平复出。你认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尔鎏：整个国家的形势摆在那里。总理是从大局出发，我们国家需要有这么样的人物。总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一辈子能和各种各样的人共事。
政事儿：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周恩来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周尔鎏：他俩当然是个性、作风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是相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显然是同一个阵线的人，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讲，都是我们历史上少不了的人。
很少人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
政事儿：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大家会称他们为“红二代”，你跟他们关系怎样？
周尔鎏：跟陈小鲁几个人关系很好。因为我和陈小鲁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参赞，他也在英国工作。都是自然而然地比较熟悉，我没有刻意向哪个高干子弟靠拢。
政事儿：“红二代”会组织纪念活动。
周尔鎏：我基本上不参加。
政事儿：为什么不参加？
周尔鎏：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很早就参军了，人们很少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干子弟。
政事儿：不少红二代陆续对反腐发表看法，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反腐形势？
周尔鎏：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的。它不是个别问题、个别现象，应该从社会大局来考虑。干部的亲属子弟应该怎么样？社会应该怎么要求？个人怎么要求？在整个社会中，老百姓是看着这个问题的，干部子弟应该严于律己。
（张文和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
“政事儿”撰稿：新京报记者贾世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