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一年有余的“干部召回”制度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各地政府部门纷纷登门取经，然而8月21日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的一则消息，则宣告该制度“鼻祖”郭玉海涉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9月7日《成都商报》） 作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干部召回”制度，其“鼻祖”郭玉海因首创该项制度而名声大噪，又因他自己被“召回”而再度“出名”。《人民日报》曾先后两次对郭玉海的“干部召回”制度进行公开“曝光”， 去年12月2日还进行了头版头条报道。正印证了“有为必有位”的“微言大义”，当月，郭玉海就凭借《人民日报》的“东风”华丽转身——一举荣升黔西南州副州长，并兼任兴仁县县委书记。郭玉海那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在党员干部中形成震慑，不作为就要被召回，对谁都一样”的铮铮誓言仿佛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提前“预演”，正在我们耳边“余音绕梁”时，弹指一挥间，郭玉海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自己被“召回”了，给“干部召回”制度深深地“幽”了一“默”。 说实话，郭玉海算是十足的“能吏”了。他的“干部召回”制度对于治理“庸懒散慢浮腐”6种现象显然具有立竿见影的“疗效”，尤其是该项制度与被召回干部的“四子（位子、面子、票子、脑子）”直接挂钩，是对“庸懒散慢浮腐”6种现象的对症下药，精准“点杀”，值得推广。 通过对黔西南州“五类干部”召回后的“重新回炉”，这些干部“恢复出厂”后，精气神立刻焕发了可喜的“第二春”。自此，黔西南州的干部“迟到、早退等现象消失了，50岁以上没有职务的老同志也开始发光发热，干起活来十分卖力。” 拿破仑说：“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能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习总书记更是强调“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两种说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无一例外地说明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所以，黔西南州在对“五类干部”进行“召回”提升后，各项经济社会事业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速，黔西南排贵州第一，今年贵州省文理科状元均出自黔西南，贵州省第九届运动会，黔西南史无前例地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人们直叹：“数风流人物，黔西南州这边风景‘独好’”！ “发展才是硬道理”。黔西南州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可圈可点的骄人战绩，无不在为“干部召回”制度的“鼻祖”郭玉海“歌功颂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干部召回”制度对于从严治党是“合脚”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郭玉海自己被“召回”而全盘否定这项制定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因噎废食，毕竟“干部召回”制度的“功”大于“过”，“过”是瑕不掩瑜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不能全盘否定。“干部召回”制度的主流是好的，必须发扬光大。郭玉海自己被“召回”事件只能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充分说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但不可否认，“干部召回”制度的确还有“硬伤”需要及时“医治”，亡羊补牢未为晚矣，那就是如何对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让他们在“干部召回”制度的“大熔炉”里“久炼成钢”，而不是“逍遥法外”。 “干部召回”制度必须“无禁区”，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也必须置身其中，自省、自警、自律，自觉接受上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自觉做到“四有”，即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另一方面，省委省政府要加强对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的强有力的“遥控”指挥，不能让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游荡于“服务区”外“君命有所不受”，确保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既严于律人，又严于律己，让“干部召回”制度在“试验区”内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参与者。因此，市县党委政府“一把手”在实施“干部召回”制度时，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能“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否则，下一个郭玉海又将“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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