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犯言直谏 张闻天明确支持彭德怀

    1959年7月20日傍晚，张闻天从庐山疗养区河东路177号东幢小楼里走出，悠闲地沿着崎岖小路，慢慢走上山去。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正在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庐山会议是为了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以制定新的经济建设规划而召开的。根据中央“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会议开始不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尖锐明快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16日，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在讨论中，一部分人赞同彭德怀信的看法，一部分人基本赞同，但对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明确表示反对，并以激烈的言辞批评彭德怀。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张闻天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犯颜直谏，支持彭德怀的信。为慎重起见，他反复思考，对自己调査及下面反映的材料反复核对，并亲自起草发言提纲，他在32开的白纸上，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还用红铅笔作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一直忙到吃晚饭后才完成。

 

    这是他第一次到庐山，在领略匡庐风光的同时，张闻天心中不免升起淡淡的忧愁与牵挂。本来，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继续纠“左”的，毛泽东一上山就说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他通过几天的会议及与一些同志的接触，感到要在会上真正把问题讲透，也并非容易的事情。

 

    张闻天为会议中弥漫着不愿讲缺点的空气而深感忧虑，不讲缺点，又怎能正视缺点、改正缺点呢？他甚至认为，在这“万马齐喑”的状况下，“江湖侠骨恐无多”了，现在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直言不讳地谈缺点、谈问题，打破了会议沉闷的空气，但由此受到一些人的无理指责与围攻，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站出来讲话，支持彭德怀。从会议的形势来看，这是十分冒险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张闻天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正确的观点为什么不敢说呢？

 

    张闻天在沉思中漫步回到住处。刚进门，正好田家英打来电话，关切地告诉他，要他对有些问题最好不要讲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但张闻天毫不犹豫地说：“不去管它！”秘书萧扬也过来劝他，说这个发言不合潮流，后果恐怕很难预料。张闻天笑了笑，说：“主席不是要我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吗？在中央会议上讲话，不会出问题的。”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毅然而又自信地走向华东组的小组会场，神态像往常一样安详与平静。当主持会议的组长柯庆施宣布开会后，张闻天便摆上提纲，侃侃而谈了。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大跃进”运动作了全面分析和总结；对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及引起的后果，以及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张闻天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缺乏，他说，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在发言的最后，还无所畏惧地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本意是好的”。

 

    张闻天的发言足足讲了3个小时，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的话多次被打断，有几位同志在不同的问题上插话，表示反对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思路发言，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毛主席就说过，缺点要经常讲，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0 2 慨叹“共产党内不能这样” 遭批判后离开政治舞台

    会开下来，秘书十分担心，怕有人抓住他的发言作把柄，攻击他。张闻天充满信心地说：“不可能，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张闻天太天真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发言只能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中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将党内分歧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派”的概念。这天，张闻天从会场回来，情绪激动，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满怀忧虑地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张闻天确实闯了“大祸”，他的发言被印成会议文件，被当作“罪证”进行批判，说他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彭德怀“文武合璧”，想逼毛主席检讨，进而推翻毛主席。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张闻天不能分说，也不让他分说，他私下叹息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8月9日下午，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心情十分沉重，他晚饭也没吃，带上秘书，让车开到牯岭镇外的山中，在一块巨岩边，他走下车来。在苍茫的暮色中长久沉思，好久好久，才慢慢回过身来，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很危险，共产党内不能这样啊！”

 

    庐山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到北京。在他下山的当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表示以极大热情欢迎这封信。

 

   张闻天刚回到北京，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虽然还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责怪他，在庐山会议上不该莽撞，做外交工作就行了，在经济问题上不应发言，他却平静地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晚上散步的时候，身边工作的同志也为他庐山发言遭祸而惋惜，张闻天引了韩愈的话“物不平则鸣”，他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一席话，说得夫人与工作人员无言以对，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啊。

 

    斗争告一段落后，张闻天待不住了，他要为党工作，他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他先后找了邓小平、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希望安排他的工作。最后，中央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

 

    政治上的沉浮，对于张闻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心胸开阔，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的高低也不看重。还在延安时期，他多次提出将总书记职位让与毛泽东，后来他退下来了，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一次次下降，他却从无怨言，依然竭尽全力，恪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乐于做一个潜心钻研的学者，他真的像一个经济学研究人员，踏踏实实做起学问来，而且怡然自乐。

 

   从此，张闻天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很快适应了学者生活。他写出一些调研报告，上报党中央，供中央决策。但这些东西，后来被诬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再次受到批判。

 

   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受到进一步打击，被取消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而且对他进行专案审查。从此，张闻天与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起孤独寂寞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也步入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艰难岁月。他宁静的学者生活被完全打乱，无数次被批斗、被审问、被殴打、被示众……

 

    1969年2月，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击、陷害刘少奇，诬指刘少奇1936年擅自决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成所谓“叛徒集团”。事实上，61人出狱是因为抗日形势急需干部，经中央讨论同意，他们履行了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被释放的，这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对于这个涉及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大问题，张闻天他忠于历史、忠于事实，说明此事刘少奇当时请示过中央，是经他代表中央批准的。

 

   林彪、江青一伙对于张闻天这种证明自然不能满意。他们说张闻天把水搅浑了。为了搞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明，便再次找到张闻天，警告他不得为刘少奇开脱，他们气势汹汹地威胁张闻天说：“你要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责令他再写材料，将“功”赎“罪”。面对千钧压力，张闻天凛然不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再提供别的材料，我过去交代的是事实，不可否认，我不知道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

 

    1968年5月16日，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班的武装到张闻天住宅，宣布对他们实行“监护”。当即将他们夫妇隔离开，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都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并规定他们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往来。同时，每天对他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张闻天夫妇就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中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得到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3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亲属通信。于是，张闻天夫妇告别了北京自己熟悉的住宅，坐上南下的列车，先到广州，再坐3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肇庆，被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内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开始了长达6年的南国流放生活。

   1974年初春，张闻天、刘英获准恢复组织生活，他们高兴之余，心中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于是，张闻天接连给中央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得到的回答却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要求回上海，也不允许。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才同意他们迁居无锡养病。

3月25日，张闻天夫妇来到太湖畔的美丽城市无锡，住进汤巷34号一幢小楼房里。进入深秋以后，由于江南天气冷热多变，张闻天的病情日益严重，11月初，冠心病发作，不久，又因感冒而患了肺水肿。在疾病的折磨下，张闻天的身体逐渐衰弱下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对张闻天是沉重的打击，他含着眼泪，自动地戴起黑纱，在家里默默悼念周总理。他心情沉痛地对家人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他的工作和记忆力就像一架电子计算机，只要会见一次，他就把你记住了。长征前后，条件十分艰苦，周总理的胡子长得蛮长，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周胡子。”

 

   心情的悲痛，更加重了病情，从2月份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四五月间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

 

   张闻天对夫人刘英说，“我托付你一件事，我死后，你一定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眶泪水，默默点头答应。张闻天没听到刘英回话，一定要她拿过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他这才放下心来。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张闻天十分髙兴，清晨坚持听完了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他精神尚好，便随意拿起一份外文资料翻阅，当看到上面介绍一种新式轮椅，可以方便老弱病人时，很感兴趣，他也想搞一张，还风趣地说：“生命在于运动嘛！”边说边继续翻看这份外文资料。

 

   过了约莫40分钟，张闻天突然感觉胸口极度不舒服，他的心脏病猝然发作，霎时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中的外文资料掉在地上。前后不到10分钟，张闻天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他熬到了1976年，却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能与人民共庆伟大的胜利，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