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张召良质疑浙江省政府土地批复合法性，自学法律3年诉讼终获胜诉 ◇核心提示
张召良，一个农民法制维权的样板，因质疑家乡长汀村的征地批复，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将其告上法庭。去年4月，省高院判其胜诉。
张召良成为中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手段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他的律师袁裕来说，这表示国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机关更需依法行政。
尽管省政府撤销了征地批复，但张召良认为政府仍默认征地合法，又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如果裁决不能解决问题，他要对地方政府诉讼到底。
为了防止维权危害到家人安全，张召良和妻子（左）离婚了。记者孙旭阳摄
阳春三月的浙江长汀村，春意蔓延。在张召良家不远处的一片拆迁工地业已停工。这是张召良历时3年多诉讼维权的结果。
2004年，该村有340亩的村民宅基地被征用。张召良质疑浙江省政府土地批复的合法性，提请行政复议，被拒绝后，遂将省政府告上法庭。
去年4月1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浙江省政府此前拒不受理张召良等人要求对长汀村征地批复进行复议的申请，属违法行为。
农民因征地问题告赢省政府，这是全国见诸媒体的第一例。
张召良并未就此欢欣鼓舞。他发现省政府之后出具的复议结果中，依然默认了该村征地的合法性，只是申报过程中的措辞有误，“地方政府只需更改措辞，重新申报，那么我们村还得遭遇拆迁命运。”
今年1月19日，张召良又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如果裁决不能解决问题，我还要对地方政府提起诉讼。”张召良说。
为3万补偿开始维权
张召良对歧视很敏感，当他的葡萄地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后，他决心用法律维权。
“如果他们能给我补足那三万元，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张召良回忆最初诉讼的动机更多是为了个人利益和自己的面子。
2003年底，张召良和其余2000多名长汀村民，都接到村委会通知：村里一共2760亩（合184公顷）土地都被征用了，村民须尽快领取补偿。
张召良有11亩半葡萄地可以获得青苗费等补偿。他盘算着，这次可以获得20多万元的补偿，正好可以放弃农活去办模具厂。
但是村里认为张召良地里的葡萄长势不好，给他的青苗费降了档次。在村里的计算下，只能给张召良18余万。双方协商数次，都不欢而散。
“补偿就这样，要么领，要么不领。”一位村干部的话，让张召良觉得，有人故意瞧不起自己。
张召良对歧视很敏感。他10岁丧父，靠老母亲拉扯长大，又在17岁时，因为非要上学，而选择与家庭决裂，成为方圆乡村“大不孝”的典型，甚至家人都预言他将成为乞丐。
2004年1月19日，张召良怀揣两条价值1500元的中华烟，又一次来到一位村主要干部的家门口。
那个傍晚给张召良留下耻辱的记忆。当他第二次从地上捡起被干部推掉的烟，再次往轿车车窗凑时，轿车一加速，喷着浓烟，跑了。
举报无门转投诉讼
每次举报后，投诉材料都被发回原地，张召良阅读法律书后，想用讼诉维权。
张召良告状路上的第一步，是写举报信。
2004年2月9日，张召良投书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要求该局对发生在他11亩半葡萄地上的违法征地进行查处。两个月期限过后，他没得到任何答复。
其间，他还跑到奉化市政府和宁波市政府等单位反映情况，但每次的投诉材料转发到长汀村所属的锦屏街道办事处，让“属地处理”。
“村里大张旗鼓地搞非法征地，我以为一举报就有人管，可是我想错了。”张召良在到处碰壁之后，与村里的协商也没有任何进展。
张召良曾对村里说，不要3万元，只要补1.5万，他就放弃投诉。
但村里的态度却变得强硬：随便你去告吧，补偿标准不会变。
“我终于明白了骑虎难下的道理。”张召良告状后，发现村人看他的眼光都变了，没人到他家串门，路上打招呼也变得急匆匆的，“生怕被村干部看到跟我走得近。”
张召良花了700多元，买法律书籍，了解如何用法律维权。
两个月法定期限到后，张召良将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追究其不予答复之责。国土局这次不再回避，法庭上，国土局表示：长汀村现在的征地与该局无关，村里土地并没被征用，该村只是进行征地前的准备。
为了证明与此事无关，国土局出示了一份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抄告单。抄告单显示，奉化市人民政府同意长汀村实施旧村改造，村里的所有集体土地也要按政府指导价征用。
这张抄告单终于让张召良找到了诉讼的突破口。
“我就像端着一根鸟枪，却不知道鸟在哪片树叶下面，只好乱开一气，惊动哪只鸟就打哪只鸟。”张召良描述征地诉讼之路时，认为对手太多，但能让法院受理诉讼的被告人，则太少。
两次诉讼失败
张召良分别状告奉化市政府、奉化国土资源局行政违法，都失败告终。
奉化市政府的抄告单，便是张召良惊起的第一只鸟。
当张召良向奉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奉化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的这份抄告单时，却被告之：“抄告单”不具有对外效力，不构成行政行为，就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征地时用抄告单、布告等方式强令群众就范，而群众起诉时抄告单又不构成被诉条件。这是很多地方征地时惯用的伎俩。”袁裕来是张召良的代理律师。他多年代理行政诉讼官司，被称为“浙江行政诉讼第一人”。
最终，张召良状告奉化市政府未果。
2004年7月，长汀村开始到处张贴拆迁公告，宣布宁波洛兹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了长汀村地块的开发权，该公司先期投资1亿多元，将征地范围内的村民住房全部推倒，重建新房。村民必须按时搬迁，否则断水断电，强行拆迁。
但让部分村民怀疑的是，补偿费过低，征用土地一亩补偿农民3万元，而这些土地转让的价格至少每亩30万。而且，村委会以欠条形式作为补偿凭证，要求村民届时凭证换取新房。
亲历了一系列的拆迁冲突后，张召良决定与受害村民再用法律维权。
他和11名村民一同找到袁裕来，又交付了2万元律师费，第二次将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指其《拆迁公告》违法，《拆迁许可证》无合法批文。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出具浙江省政府同意划拨该地块的批复。这使得张召良第二次维权又以失败告终。
省政府败诉
张召良发现省政府的土地批复中存有违法情节，上告省高院后获得胜诉。
张召良遭遇两次维权失利后，曾一度心灰意冷。而当张家遇到一次意外后，反让他决心维权到底。
一天晚上，有人拍张家院门，妻子林贤波开门看见一戴墨镜男子，要找“朋友张召良”。
林贤波想，“半夜三更戴墨镜，看得见路吗？”便生警惕未让其进门。
第二天，邻居说，该男子在门前转了半夜，怀里还揣有马刀。
这样的事情一多，张召良便和林贤波办理了离婚手续，“真要是讨不回公道，我就一个人豁出去了。”
与此同时，袁裕来发现省政府批复中有违法情节。首先，该村集体土地并未合法转为国有土地。其次，即使国有土地转归商用，也只能竞标“出让”，而奉化市政府在申请中使用了“划拨”一词代替了“出让”，却得到了省政府的同意。
张召良等12人向浙江省政府提请对该村土地征用批复进行复议，在遭到省政府拒绝之后，他们顺势把省政府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次，他们又败诉了。他们开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就在浙江省高院宣判前的半个月，浙江省政府忽然又受理了这12名村民的申请。
4月14日，省高院判决张召良等人胜诉，认定长汀村涉案土地尚未办理合法的土地转登手续，与12名村民尚存利害关系，所以省政府不受理村民申请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胜诉，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袁裕来认为，长汀村违法征地的事实非常明显，法院应该很容易判断是非。“但浙江省高院的法官，在此案中体现的职业道德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在我们业内都有很好的反响。”
从驳回张召良的申请，到去法院应诉，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复议处处长吴伟全程处理了此案。吴伟认为，此前驳回申请，是法制办认为村民应该告的是征地环节，而非省政府后来的划拨环节。
而且，“宣判的其实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是为了替群众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法院的压力下才受理申请的。”
诉讼仍将继续
赢得讼诉后，张召良发现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将来还有很长的诉讼道路要走。
打了3年的官司，张召良感触最深的是，诉诸法律“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办理此案中，袁裕来也接到有关部门领导的电话：“好好打官司，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上访。”
“要打官司就要相信法律。”袁裕来经常告诉大家。“四处上访，不仅影响稳定，激化自己跟当地政府的矛盾，也对事情解决不会有太大帮助。”
种种迹象显示，张召良的诉讼路还没有结束。
原因出在浙江省政府去年12月28日的复议决定上。
此前，浙江省高院认为，长汀村涉诉土地并没有进行合法的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此观点，也是该院判张召良胜诉的主要理由。
而浙江省法制办在决定中则认为，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在做商业用地的审批手续中，使用了不恰当的“划拨”一词，与法不合。
“其实按照规定，奉化市已经对那块地进行了合法的招标拍卖手续。”浙江省法制办复议处处长吴伟说，“写成划拨，是一个程序失误。”
张召良等人认为，这意味着省政府忽视省高院的判决理由，默认土地变更手续合法，“这很可怕。”
为此，在收到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后，2007年1月19日，张召良等人又整理了长汀村非法征地的各种材料，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请求彻查此事。
2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受理了他们的申请。
“这样的申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一位负责人表示，可能是12位村民对裁决的理解有所偏差。“只有对省政府决定的结果不满，才有必要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4月初，这位负责人赶到奉化市，在长汀村实地调查。接受调查的村民在听了上述解释后，都表示并不想推翻省政府的决定结果。
一位法律界专家分析说，12名村民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其实是变相的信访，“想把所有问题一篮子解决掉，但按照目前法律程序，只能一事一案地办，他们的想法不太现实。
而奉化市有关部门此前对《法制日报》表示，他们正补办长汀村涉案土地的出让手续。
张召良很担心，这些手续很好补办，在补办成功后，他3年来的告状，都只能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但至少，他还有浙江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
“我很可能还要继续诉讼。不过，有这份判决书在手上，我对打赢下面的官司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