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刘恒国和妻子最高兴的事，是看见儿子满墙的奖状，儿子读小学六年级了，刘恒国希望妻子在有生之年都开心，他的妻子10年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艾滋病人程玉房（化名）夫妇拿着当年的献血证，他们换来了钱，也带来了伴随一生的疾病。
在文楼村，这种公益组织有很多。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一位老人正在为老伴儿换药。
艾滋病患者林秀梅（化名）家依旧贫困，她每天坚持自己做饭。
2015年11月26日，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60岁的艾滋病感染者林梅（化名）站在田地里，笑着，她的身后，夕阳正好。
有人说，那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伤痛，对于一个村庄。
文楼村。
虽然这种伤痛“是个偶然事件”，但正如村里人所说，十几年前那场灾难，害了文楼三代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农村地区，成了便宜血浆的理想采集地。
采血地大部分是卫生部门所开设的血站。可是，不卫生的采血为艾滋病毒的蔓延制造了条件。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当时文楼村3211位村民中，被检测出的艾滋病携带者有678人。
2015年11月下旬，再走进这座村庄，我们用镜头记录下那场“血灾”之后的念想。
与总理的合影
这10年来，刘恒国一直在找一张合影。
2005年，温家宝探访文楼村。
当年，文楼村的疫情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2003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先后探访文楼村。
刘恒国抱着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去看总理，拥挤的人群中，他怀中的孩子被挤掉，摔倒在地。总理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问怎么回事，还抱着孩子安慰。
刘恒国看到闪光灯在闪，他确信，儿子和温总理有一张合影。十年来，他去过村委会、镇里、县里，始终没找到这张合影。
他的妻子林同英，10年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现在并发症越来越严重。林同英只有一个时刻是最开心的：看到儿子满墙的奖状。
一晃儿，儿子12岁了，读小学六年级。夫妻俩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要对得起温爷爷。
所以这张合影对刘恒国很重要，如果能找到这张照片，他会留给孩子，儿子一定会一直努力下去，妻子在有生之年也能一直快乐。
好好活着
截至目前，文楼村已经有超过200名患者死亡。
现有3000多人的文楼村，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有300多人。
村子里第一批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中，在世的不到三人，郭秀是其中之一。提到这点，她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位60岁的老人，是村子里艾滋病感染者中穿戴最时髦的：戴着一顶红丝的线织帽子，牛仔外套的口袋处绣了一朵盛开的野菊。
她喜欢菊花，在她的居所门前，摆了十几盆菊花，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开得正艳。
2003年，丈夫的去世让她对生活绝望，服农药自杀，被救了过来。生命里，她“被宣判”了一次（死刑），也自己“宣判”了一次，都没死成。郭秀说，一次被国家救了，一次被乡亲们救了。
“说明老天爷要让咱好好活着，咱就要快乐地活。”
“得了这病，怕有啥用。”程玉房的嗓门大，穿戴、个性都有点像电视剧《乡村爱情》里的谢广坤。
老伴儿说他“不好好活——按照医生要求，你一根烟也不能抽。”
他瞪了妻子一眼，“就你话多。”
他和老伴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所幸儿孙都不嫌弃，时常会过来看他们。他说，他和老伴都接受现实，接受现实才能好好生活。
卖血换来的房子
刘树林家是文楼村公认最穷的，两间房子还是20年前卖血盖的，现在，厨房已经四处漏风。
2000年妻子被查出艾滋病，第二年就去世了，2003年，自己也被查出是感染者，浑身毛病不断，老母亲常年多病，前几天又在雪地里滑倒了，至今卧床不起。他自顾自地说：这些年没顺过。
刘树林把这一切归为命中注定，“我这一代没指望了，只希望我的儿好好过。”他把儿子打发到郑州，临行前，他拍拍孩子的肩膀，“你是个健康人，出去找个媳妇，别回来了。”
村子里好些人家的房子，都是当年卖血盖的。很多人把献血证保存了20年，有人来探望，他们就会拿出来展示。
对于感染者来说，当年的献血证，换来的是今天的就诊卡。
政府在村里建了养老院和孤儿院，建了高标准的卫生所，建了漂亮的学校，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和机会感染药物，还为病人发了艾滋病人就诊卡，可以在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免费接受治疗。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感染者孟永亮夫妇把这天当成节日，他们的念想是“上面是不是要下来人看我们啊？”
夫妻俩喜欢热闹，一直希望有人来看他们。
只是平时，陪伴他俩的，更多的是孤独。
（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均为化名）
